邱 瑾
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研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政府计划设立多个综合性的国家实验室，希望以此来提升科研能力。
为了加强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中国邀请12名世界顶级国家实验室专家参加了不久前举行的“国家实验室建设管理国际研讨会”。科学出版社旗下英文期刊《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发布有关内容。《知识分子》获得授权刊发中文内容。专家们有关建设国家实验室的经验和洞见，值得分享。
建设体量要更大、目标要更高
大多数现有的中国国家实验室出于单一目的，专攻某一个特定研究领域，而美国的国家实验室是融合了多学科的多目标实验室。和单学科实验室相比，综合性的国家实验室能够承担更大规模的科研项目，进行一些国家迫切需要的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曾在美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验室工作的丁洪，现在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凝聚态国家实验室常务主任。他补充说：“中美国家实验室的规模也有差距。我现在的实验室只有500人，而阿贡国家实验室有4000多名工作人员。”他认为，综合性的国家实验室应该着力于宏大的长期研究，这类研究应是大学和企业做不了的。
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托马斯·梅森认为，虽说国家性质的国家实验室研究项目是着眼于国家利益的，但其设备使用方面可以是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而且大多数国家实验室在合作方面应该具有区域特色。
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所副主任安东尼奥·马塞洛表示：“国家实验室集中了大量财力和人力资源。在意大利，大学拿不到这个级别的资金，但大学可以随意使用国家实验室。国家实验室必须具有研究优先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国家实验室为科学界服务，同时也是很多研究生完成部分论文研究的地方。”
瑞士保罗谢勒研究所主任约尔·梅索特认为，国家实验室建设要考虑长期稳定的预算。“大家会以你首次的成功来衡量你，如果短期内没有成功，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这一点也需考虑清楚。还有，现在有一种趋势是弱化国家实验室的活动，并把一切重心放在国际组织上。这样是不好的，国家实验室和国际组织应该相辅相成。”
国家能源部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主任杜恩·吉布斯强调：“国家实验室是任务导向型的。重要的是，要确定国家的需求是什么，以及如何去满足这些需求。”
与大学的关系应是合作互补
关于国家实验室和大学的关系这一问题，梅索特认为，“要确保国家实验室不去重复而是去补充大学的研究，这一点很关键。”他同时强调，国家实验室应该和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在瑞士，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因为大学和国家实验室从属于同一个机构。对中国科学院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把现有的研究所综合到即将设立的国家实验室中。”
作为德国亥姆霍兹国家研究中心联合会的北京代表，何宏博士介绍了这家由18个国家实验室组成的独特科研单位。他说：“国家实验室和大学之间，应既强调竞争也强调合作。我们有固定划拨且保证逐年按比例稳定增长的机构性科研经费。这部分经费占到每家国家实验室年度开支的80%左右，而且其中90%来自联邦政府，10%来自州政府。当然，我们也不时地会因为自己的机构特点和经费优越性而受到来自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的抨击。”
英国研究理事会科学与技术设施委员会主任维多利亚·赖特说：“在英国，大学和拥有强大预算与大型设施的机构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紧张关系。”
但是丁洪认为，中国科学院有很大的优势来协调二者的关系：“在阿贡国家实验室，有设施，但没有研究生；在美国大学，有学生，但缺乏设备。我认为中国科学院在这方面很独特，因为它两者都有。”
梅索特建议，国家实验室解决的是大学研究范围之外的、国家层面甚至是国际层面的社会挑战。“应建立一个机制来确保国家实验室和其他机构的科学家们平起平坐，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