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崔迎春
有幸看过几本茶事方面的书籍，读过一些学者研究茶文化、茶道的文章。自觉茶本平常之物，甚至可纳入寻常百姓的日用（油盐酱醋茶），但一旦论及茶、茶文化、茶道来，不是谈禅论道，就是某某如是说……令读的人也正襟危坐，似乎不如此就难以体会其中的“道”来。果真如此，悟道也就容易了。
前人有“嗜酒见天真”之语，笔者不近酒，对茶也谈不上嗜，只是闲来品品，自得其乐，自然离“天真”尚远。但毕竟有几年吃茶的经历，来客会友，亦有几分“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的生活情趣。无论是闲来独品，还是高朋欢坐，品来品去，却一直没有品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来。
谈到茶文化，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喝茶的人多了，渐渐生出一些规矩，喝得时间久了，慢慢体会出些味来。无论是规矩还是体味，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以王公贵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和以平民百姓为主的下层民众，本身就是高低悬殊的两个消费群体，自然也就代表着不同风格的文化审美形态。这一说法，是单纯以茶和身份（贵族、平民）这一组概念来谈茶事形成的文化品质。如果茶与参与茶事者的人文背景联系起来，茶的质味也就改变了。
作为平民茶的风俗规矩，由于平民百姓平易、豁达的品性，其规矩虽有，但不可能太多，或者说形成不了一定的程式。一切随境随性，符合先民们崇尚谦和、自足、随遇而安的哲学宗旨。人不分贵贱，茶不讲精粗，茶棚酒肆、野店村居，偶然相遇，哪怕是一杯清水、一瓯米浆，也可传达浓浓乡情，拳拳深意。这种境界不是任何形式的茶宴、茶会所能达到的。元代诗人虞集有《水仙神》一诗云：钱塘江上是奴家，“ 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马缨花。”从这首短短的小诗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江水、茅屋、马缨花，还有美丽的少女在倚门相望，频频叮咛“若闲时来吃茶”，以此来表达美好纯真的心意，显得朴实无华，如一掬淡淡清泉，情真意切。古茶人以“真”为贵，茶真何如味真，味真不如情真。日本茶道崇尚 “静”清”寂”，“和” “ “ 在这之前是否应冠以“真”字以标境界呢？
作为贵族茶的饮用就不同了，对茶品茶具的要求以及茶会茶宴的规模、样式等也都非常讲究。根据《茶经》《大观茶论》《南窗纪谈》等历史典籍记载，唐代有名茶50余种，到了宋代，名茶则不下100种，且茶的制作工序精细完备，饮茶方式丰富有序，而茶的价格更是价高离奇。对茶具的讲究更不必说，因为国人向来有“美味不如美器”的习俗。六朝之前，对茶具的要求尚不严格，流行的酒具和茶具多为福建南朝瓷器中的托碗、托杯和五盅，后来在魏晋六朝古墓中出土的茶具酒具以青瓷为多，再后来，金银玉器为茶具也属平常。
文人茶应该属于另一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文人也是跨度相当大的群体，有平民、达官贵人，也有僧道俗流，这里均统一使用“文人”这个称谓。在中国，茶与酒就如孪生兄弟一般，举酒高会、佳客满座固然豪情万丈，对茶浅斟细品，偶发轻吟曼曲又平添些许儒雅之气。都说文人好酒，以笔者看来，说“文人好茶”似乎更为中肯。宋徽宗赵佶就说过，“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文人茶自有文人的一番道理，在茶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文人既是发起者又是倡导者和力行者。
谈到“茶道”，很容易让人想到日本。实际上，“茶道”一词早在我国唐代就已见于各类典籍了。陆羽的忘年交、诗僧皎然的诗《饮茶歌诮崔石使君》首先提到了“茶道”，诗云“……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虽然我们不清楚此诗作于何年，但皎然逝于唐顺宗永贞初年（公元805年），故“茶道”一词的出现不会晚于公元八世纪末。
日本茶道虽然学自中国，但显然与中国的茶道精神有了很大区别，且强化了茶事的形式，并将其程式化、仪式化。
笔者认同周作人先生的看法，“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现实中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说到底，茶就是茶。《五灯会元》第十七卷载有唐朝禅师青原惟信说的一段话：“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茶、茶文化、茶道，无不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文化风俗、审美传统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事物一旦上升至艺术的层面，就会给精神活动留下极大空间，并非一定要做出一个至高无上的“道”来。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越是具备本民族特征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这是最普通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