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安全研究
肖国安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8月版
什么是粮食？一些学者承袭传统而狭义的粮食概念，认为粮食就是谷物、禾本植物，包括稻谷、小麦、玉米、高粱等，即国际上所称的“谷物”。一些学者（占绝大多数）则把粮食从“谷物”扩展到还包括“豆类”和“薯类”。还有少数学者持有外延更广的粮食概念。（P7）
在粮食安全概念方面，大多数学者沿用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简称FAO）的三次定义。1974年11月FAO对粮食安全的定义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并确定最低安全水平系数为当年库存至少相当于次年消费量的17%—18%；1983年4月FAO对粮食安全的定义为：“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1996年11月FAO的定义为：“认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享有充足的粮食，过上健康、富有朝气的生活”。（P16）
臧旭恒、曲创认为，“公共物品”概念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萨缪尔森的“两分法”。他把物品分为公共物品和私人消费品。2、马斯格雷夫的“三分法”。他将物品划分为三类：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有益物品。他认为“有益物品”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物品，当权威机构对该物品在市场机制下的消费水平不满意时，它甚至可以在违背消费者个人意愿的情况下对该物品的消费进行干预。他将公共物品和公益物品区分开来，两者的分界线是供给者是否尊重消费者的个人意愿和消费偏好，如法律制度、产权保护等就是公益物品。3、布坎南的“俱乐部物品”他将俱乐部物品定义为“一种消费、所有权——会员之间的制度安排”，俱乐部物品可以适用于从纯私人物品到纯公共物品的所有情况，纯私人物品就是最优会员数量为1的物品，而纯公共物品则是最优会员数量为无穷大的物品。绝大多数物品都介于两者之间，其最优的消费集体成员数大于1而小于无穷大。4、宪政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迈莫罗认为，物品的供给决策有两个层次，所谓公共和私人只是指不同的供给方式，而与物品本身无关，只有物品的公共供给和私人供给，而无所谓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区分。他认为物品是由市场还是由政府来提供是由全体消费者进行宪政决策的结果，政府和市场不存在谁先谁后的秩序，两者处于平等的地位，政府和市场有各自不同的分工，分别提供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各自的作用。（P33-35）
粮食的表象属性是每人物品属性，其本质属性是公共物品属性，粮食具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二重性。（P39）
粮食生产率主要体现在劳动生产率（吨/人）、耕地生产率（吨/公顷）、资金生产率（吨/万元）三个方面。（P39）
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的科技贡献率为34.9%，而发达国家达到70%-80%。我国粮食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为30%-40%，而发达国家在60%左右。我国化肥有效利用率公为30%，而发达国家在70%以上。我国灌溉用水的有效率只有30%-40%，发达国家在8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48倍。1978年生产100公斤粮食需17.19个工日，1980年需10.66个工日，1984年降为5.62个工日，1996年降到4.22个工日。我国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世界平均数高出59%，但比发达国家仍低35%-55%。（P50）
粮食的供给价格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都很小，大多小于1，而且供给弹性一般要远远大于需求弹性。（P55）
所谓弱质性，是指粮食生产在市场经济竞争环节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完全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粮食生产将受到极大的制约。从现实看，粮食生产具有资源紧、风险大、效益低、基础差等特点，是市场经济中最典型的弱质产业。（P58）
美国的农业补贴主要有：农产品价格补贴、农产品进口补贴、农业投入补贴、农民收入补贴，以及政府在农业资源环境、农业科技教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保险、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支持。
引起粮食需求量变化的因素很多，如人口增长、恩格尔系数、国民收入水平、饲料粮、工业用粮、种子用粮、损耗等，而且这些因素都具有不确定性。（P80）
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宏观因素，主要有三种：制度创新，政策导向，科技进步；第二层次是中观因素：粮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受灾面积、农民受教育程度、生产成本及减税收益、粮食零售价格、政府粮食收购价格等。
这些是影响粮食产量的直接因素。第三层次是微观因素：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化程度、财政三项投入等。（P97）
中国粮食供求波动轨迹及评析（从建国至今共有7次大的波动）（P113-120）
粮食安全的内涵（P160-164）
粮食作为基础的生存性消费品，可替代性很小，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需求临界点，即当供应不能达到需求临界点时，粮食供应短缺，需求极度旺盛；而一量达到了需求临界点时，对过剩供应的追回需求又会迅速下降。粮食这种极低的需求弹性使粮食市场的蛛网往往呈发散状，粮价剧烈振荡。（P168）
预警系统包括警素、警源、警兆、警度等要素。警素就是警情的指标，一般是指与警情直接相关的指标，如水灾的警素是降雨、地震的警素是地震波。警源是警情产生的根源。警兆是警情的先兆，或叫先导指标。警度就是警情的程度，可以分为若干等级进行描绘。（P176）
主要粮食生产和消费国粮食自给率（表）（P196）
我国储备粮由粮食专项储备和战略储备现况分构成，战略储备粮用于国防和军事的需要，一般不能轻易运用；而粮食专项储备是在粮食市场供求不平衡和粮食价格不正常波动时可以运用的库存粮食。（P200）
粮食安全保障包括三个层面的问题：1、确保粮食供求平衡，使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所需要的食物，这是粮食安全最起码的需要；2、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起所需要的食物；3、确保所有食品都是安全的。（P204）
粮食直补政策的利弊分析。积极作用：成功地向农民发出了鼓励种粮的信号，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直接增加了种粮农民收入……。但直补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也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黑地”问题、游园耕地的补贴对象问题、个别地言补贴标准过低问题、强行搭车抵扣农民剩问题、降低落实粮食直补政策的行政成本问题等。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粮食直补的政策目标难以落实。如果政府只实施粮食直补政策，不考虑粮价支持价格政策，当粮食市场价格自然环境种粮农民的目标价格时，粮食直补政策目标将无法实现，种粮农民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保持粮食生产长期稳定、安全的对策无法落实。2、粮食直补政策对象难以确定。大部分地区实施粮食直补政策是与前期的面积挂钩，不与当期交售数量和价格挂钩的直接补贴方式，只要有耕地的农户就有资格享受补贴。3、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测算方法难以计量。4、资金筹集困难。（P217）
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近期目标应该是直接补贴与价格支持两种方法综合使用，远期目标应该是走“价格支持，配额生产”的新思路。（P218）
我国从1990年起建立了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并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国家粮食储备局，现在改制成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我国的粮食储备体制分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储备的责任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分担。中央储备粮实行均衡轮换制度，每年轮换粮食的比例一般为中央储备粮储存问题的20%-30%，轮换粮食的绝对数量大约在200亿公斤左右。对于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储备粮的管理，国务院要求根据2003年8月颁布的《中央储备粮食管理条例》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每年地方储备粮轮换的绝对数量大约在75公斤左右。因此全年轮换粮食的总数量大约在275亿公斤左右。中国粮食储备在1980年约占年度粮食总消费的60%，到1998年上升到120%。2003年末估计为70%。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粮食的安全储备规模大约是粮食消费问题的17%，其中缓冲储备5%，周转储备12%。（P220）
根据产业经济学原理，市场份额集中度或集中化指数低于20%（特别是低于10%）的企业在市场上根本没有市场权力，无论是价格、生产数量、还是技术开发和创新，只能对市场上的变化做出“跟随—响应”。为此产业经济学将整个行业中参入竞争的所有企业其市场份额均小于20%的市场竞争状况称为过度竞争。（P228）
美国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认为，市场经济体系并非单一的模式，在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中，会形成“计划体系”与市场体系，构成“二元体系”模式。计划体系由为数不多的国有大公司、企事业单位组成；市场体系由为数众多的小企业、个体经营者和分散的农户组成。在我国，千家万户的农民是“粮食市场体系的主体，从事着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但他们面对着两个层面的“计划体系”：一是市场经济的计划体系，即行业垄断，如电力、通信、航空、铁道运输、粮食、银行、医院、高校等国有企事业单位，他们衽计划生产和计划销售，控制甚至垄断着相应的价格，而市场体系中的农民，普遍使用简单的工具，简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