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7日凌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姜建清接到了一个来自纽约的越洋电话，他被告知工行纽约分行终于申设成功。电话那头，时任工行纽约代表处首席代表的吴斌在汇报情况时，仍然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尽管距他知道这个消息已经过去了整整5个小时。
这是一个等了很久的好消息。自1997年设立纽约代表处以来，工行用了11年才被批准在美设立分行。
当日，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来到北京，参加将于第二天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用吴斌的话说：“布什是带着礼物来到中国的，工行纽约分行申设获批就是个大礼包。”
进入美国市场，到世界上金融业最发达的国家开银行，是工行国际化的重要节点。
一直以来，美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条件严格，甚至可以用苛刻形容，中资银行要想迈过双线多头的监管体系这道门槛，并非易事。
2007年4月，工行递交了纽约分行设立申请，几个月后，他们接到了沟通质询的会谈通知。那天，来自纽联储和纽约州银行厅的近20位官员来到现场，听取工行纽约代表处的情况说明和汇报。
其后，州银行厅对申报材料进行了仔细审核，包括每一个细节。他们多次发函询问：“为何你们的报表中有工业企业？”根据美国《银行控股公司法案》规定，银行禁止参与非银行业务。
这样的质询与书面回复进行了很多轮。从2007年年底开始，州银行厅已不再主动和纽约代表处联系。此后，代表处多次询问进度，得到的答复是：in processing(处于审批中)。
接下来，工行迎来了一个“漫长”的等待期—申设资料可能已布满尘土，但因种种原因，他们仍需等待来自华盛顿的消息。
8个月后，美联储公告，工行纽约分行申设获批。
2008年9月16日，纽约州银行厅向工行颁发执照，厅长当着吴斌的面，在批复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Richard Neiman。
在这份批复文件中，美国监管机构谨慎地使用了“exceptional”(特例)一词。这个词语想说明的问题是，美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尚未认可中国银行业已具备CCS(母国综合并表监管标准)监管要求，美国市场的大门并未就此对中资金融机构完全敞开。从说法上，他们把主动权把握在了自己手中。
这更凸显了进入美国市场的不易。工行纽约分行设立申请得到批准的背后，是中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大背景。
十几年前，在西方媒体看来，中国银行业已“资不抵债”。1997年10月，美国《商业周刊》在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四大银行有至少900亿美元不良资产，由此，在技术上已经破产。”那时，工行刚在美国设立代表处，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开始启动股份制改革。
几个月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则用“按照西方标准，中国国有银行已破产3遍以上”来描述他们对中国银行业的看法。当时，中国大型商业银行报告的不良资产率为25%，而市场的估计基本在35%至40%。
“当时，纽约州银行厅根本不接收中资银行递交的分行设立申请。他们认为中资银行离美国市场准入条件还有十分遥远的距离。”吴斌告诉《第一财经周刊》。那时，工行纽约代表处只是个联络处，无权开展经营活动。
一年多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剥离了大型商业银行及国开行近1.4万亿元不良资产。2005年，工行改制为股份制有限公司。第二年，工行上市，在上海与香港同日挂牌。2008年，工行实现了自2003年以来连续6年的高增长，税后利润复合增长率为37.5%，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正是在这一年，他们拿到了美国市场的准入资格。
“中国银行业在美申设成功与否，将主要取决于银行素质、监管机构跨国监管能力以及中美关系。”吴斌说。
现在吴斌在北京复兴门内大街的工行总部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工行将在全球60个最主要的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直面汇丰、花旗、摩根大通等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的竞争。”现在他的身份已经是工行国际部总经理。
在他看来，这既是全球各大银行国际化进程的目标，也是工行国际化的必由之路。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将主要通过自主申设与海外并购的方式来进行。
吴斌是工行国际化进程的见证者。近十年来，工行国际化进程逐步提速，用数字来表达的话，可以是这样：境外机构总资产从2000年的36亿美元增加至2011年的1247亿美元，增长了35倍；利润从3400万美元增至近10亿美元，增长了29倍。除个别当年新设机构外，境外机构全部实现盈利。在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净资产收益率”上，超过许多欧美银行，2011年为12.4%。
事实上，银行国际化，就是把资源分布到全球，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也分散风险。
如今，工行在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有252家境外机构。一个对比数据是，汇丰在全球超8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不过，汇丰的全球分支呈递减趋势，而工行的网络布点却在稳步增加，银行业国际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不过，工行还得面对新问题—全新的市场、迥异的文化。比如，连最基础的员工面试都须慎之又慎。它正在融入其中，加速这种变革。当然，这背后是中国金融机构实力的提升，甚至是国际政治的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