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周恩来用茅台酒宴请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志明。
1972年7月12日，周恩来在北京设国宴招待尼克松，席间，周恩来用火柴点燃了酒杯中的茅台酒，一团蓝色的火焰闪烁在两人之间。尼克松开玩笑说：“听说1935年时，你们红军把茅台酒都喝光了?”
1974年4月，第六届联大会议期间，邓小平与基辛格相会，美国国务卿举起邓带去的茅台酒说：“我认为只要喝了足够多的茅台酒，什么都能够解决。”邓小平立即说：“那我回国后一定采取措施增加茅台酒的产量。”
尼克松与基辛格在来中国之前就听说过茅台，了解茅台的政治意义，因为茅台一直在出口。
1953年，茅台酒便启用金轮牌商标出口，但是因为商标图案中央的红五星，却被外国政客视为“政治商标”，是“政治攻势”，引起争议。
于是在1958年，在国务院的指示下，贵州省外贸厅与茅台酒厂商议后，将外销茅台酒的商标做了改进，应用当时为西方人所关注的甘肃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壁画中飞天神女图案做设计，注册飞天牌商标，寓意茅台酒是外交有益的使者。
这正是茅台两个经典商标的由来。
但是，这一时期的茅台酒厂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到来，才得以改善。
液体黄金
1977年年末，仁怀县委书记、县长周高廉调任茅台酒厂任党委书记、厂长。
当时，周高廉看到的茅台酒厂：猪圈林立，污水遍地，生产车间随处可见蜘蛛网、垃圾，生产缺乏激情，知识分子靠边站，内部管理混乱。
但是，从这一年起，茅台酒逐渐恢复了生产。
1978年，茅台酒厂产酒1068吨，第一次突破千吨年产，更重要的是，止住了连续16年的亏损。
从1978年起，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利好，茅台酒厂生产量与销售额逐年上升，开始了良性发展。
1985年，茅台酒产量达到1265吨，产值1165万元，盈利576万元。同时，在这一年，茅台酒厂投资3843万元开始800吨酒的扩建工程。
这一段时间，是茅台酒厂走出低谷所迎来的第一段好时光。其标志是，1986年中秋，为了庆祝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70周年，茅台酒厂以贵州省政府的名义在北京举办招待会。而招待会上应邀而来的人物，让人惊讶，不乏方毅、田纪云，以及军政界、文化界的领导与名人。
庆祝70年前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奖章只是一个表象，实际上，茅台酒厂已经认识并开始借此走上层“政治路线”。
在中国，当一种商品与国家最高的政治核心有诸多关联时，它贴上了“特供”两个字，就意味着财富、权势、地位，将为人所无限向往。
在上世纪整个八九十年代中，对于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群体来说，喝茅台成了某种身份的象征，而在全国每一个餐桌上，只要拿出一瓶茅台，都不禁使人眼前一亮，生出一种档次立升之幻象。
在上世纪的最后20年中，茅台酒供不应求，而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茅台酒厂几度扩产，到1998年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吨，但仍然供不应求，被称为“液体黄金”。
参与创造茅台酒厂这一段辉煌的正是前文提到的，那位小个子的说话声音低柔的男人—季克良。
只是，到了1998年，因为金融危机与山西毒酒案的影响，茅台酒销量遇冷，出现危机。
但也正是因此，造就了袁仁国的上台。
袁仁国正是在这年临危受命，出色完成销售任务，得以上位，从而在今天缔造了贵州茅台2700亿元市值的神话。
投资茅台就是投资未来
1999年，贵州茅台谋求上市，便向贵州省政府汇报。
季克良回忆说，“当时，上市对于‘偏远山区省份’贵州来说，还是新鲜事，并对省内企业上市实行某种程度的配额制，当时我们没有配额，最后是向另一个企业要来的配额。”
同时，贵州茅台酒厂责任有限公司联合其引进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所、中国食品发酵研究所以及北京市糖业研究公司等股东，于1999年11月20日注册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上市前的改制。
2001年7月31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内沪市A股市场上市，发行7150万股，每股31.39元，共募资约22亿元。
而成功募资后的贵州茅台再次走上了扩张之路。
正因如此，从2001年至2005年，茅台酒厂的占地面积由1238亩增加到了3411亩，新建投产茅台生产能力达到4900吨。而由于茅台酒长达5年的生产周期，这些都是为5年之后的市场而准备。
但袁仁国似乎看准了未来的茅台酒市场，即使在2006年，贵州茅台账上已有30亿元现金，仍未提出大额分红，而坚持将钱用在扩大产能上。
在2006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袁仁国表示，5年后，茅台酒销售达到3万吨，销售额突破百亿不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