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岁的任建新是一个谜。即便在他突然发动了一场对韩国第四大汽车厂商的惊世并购后，媒体依然无缘识其真容。当我们试图求解这个大胆而冒进的商业行为的背后逻辑时，却意外打开了一只隐秘黑匣：一个200亿企业王国和其缔造者的“非典型”商业故事
早春二月的北京乍暖还寒。清晨，北三环中路的一栋老式灰色写字楼前，十几个中年妇女正在有组织地从卡车上卸下成千上百个砂锅，领头的妇女40岁出头，个子不高，正埋头清点着数目。很少有路人注意到这个叫潘静的女子，更少人知道她的丈夫是任建新——中国蓝星集团的总经理。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把蓝星看作一头潜伏在平静水面之下的巨鲸。去年12月，韩国第四大汽车制造商双龙汽车公司的债权人宣布，在国内外多家竞标收购者中，中国蓝星集团成为收购双龙汽车的优先买家。蓝星击败的对手是像通用这样的跨国汽车巨头，也包括中国最大的汽车集团上汽。双龙的主要债权人长虹银行(Chohung Bank)甚至表示：“在收购价格、保障就业和收购后的增效作用等方面，蓝星集团的整体得分最高。”而业内人士相信，双龙债权团的要价至少在6亿美元以上。据称，蓝星集团还提出2010年之前在韩国投资7亿美元，以改善双龙汽车的生产设备，并加强研发力量，在中国另外投资3亿美元，以发展市场营销和客户服务网络。
然而在此之前，蓝星只是一个以化工为主业的大型国企集团，仅仅因为旗下经营着一个规模尚小的汽车连锁维修企业，就要并购一家远在异国、负债累累的整车制造厂，这让西方分析人士实在莫明其妙，他们只好把它当作中国汽车行业非理性投资的又一例表现。
别急，还有更让人心跳的大手笔。蓝星正在谋求和化工部下属的昊华、华神两大集团合并，组建一个继中石油、中石化之后的第三大石油化工新贵“中国化工集团”。新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7亿元，资产规模为300亿。按照计划，新的中国化工集团将对蓝星、昊华和华神三大集团的近300家子、孙公司进行整合，并入10大子公司中。
在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商业动作后面，隐藏着一套外人看来难以理解的复杂逻辑。而所有问题的答案只掌握在一个人手中。所以你需要知道：任建新是谁？
很遗憾，他从未进入过媒体眼中的知名企业家群落，我们在《Forbes》的中国富人榜上也找不到他。他是如此的低调，以至于我们只能翻蓝星集团的内部报纸才找到一张他的照片。
他发迹于中国最缺乏商业土壤的城市之一——甘肃兰州，走过了一条与同时代企业家完全不同的道路。他有充足的理由将其缔造的企业私有化，却在做大后拱手将其100%归为国有。他的早年经历很接近硅谷创业家们的“车库故事”，最终却成了一名体制内企业的掌权者。
数位接近任的身边人士称，他的性格暴躁，极度自信，但既不贪财也不好色，时常有商业上的奇思妙想。他的很多商业行为完全不合牌理，却恰好迎合了一个转型社会的需要。他是蓝星说一不二的绝对独裁者，员工对其敬畏有加。在总经理的位置上他已经呆了20年，而且蓝星从未被派过董事长或党委书记。
他领导着一个横跨十大产业，有3家上市公司，总资产200亿，年销售收入102亿元的庞大企业集团，但2003年的整体利润却只有区区1亿元，资产负债率却高达70-80%。内部人都知道，任对于兼并重组、规模经济有着不一般的爱好。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1000粒米中能够有一粒成功也是不错的”。
在蓝星集团的宣传册上，概括了他总结的“蓝星观念”，人才观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用人观是吃里扒外的人不能用；义利观是最鄙视见利忘义的人等等。
他让自己的哥哥、妻子、妻弟等都下了岗，然而，任的妹妹、妹夫仍然在管理蓝星在美国的业务，任的弟弟也在改制后的马兰拉面担任总经理。任甚至请了一位韩国人担任蓝星的副总经理。这位名为赵苏珊的女士据称出身望族，收购双龙正是她在其中穿针引线。
“任建新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企业家，他的政治诉求愿望很强烈”，一位跟随他多年的前下属评价。他热衷于政治荣誉，对于接见、表彰的事很感兴趣。然而，任经常告诫下属的一句话却是，“我们是在做企业，政治的事情少掺和”，甚至有传闻说，他曾经有两次机会调任副省级干部，但他并没有去。
这让跟随他的下属也困惑不解，任建新到底想要什么？
发迹
1984年，兰州。24岁的化工机械研究院团委书记任建新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下海”。一次偶然的出差开会让他发现，中国每年因为清洗工业锅炉而消耗的原煤高达1750万吨，而化机院的获奖研究成果“Lan—5”硝酸酸洗缓蚀剂却仍然锁在保险柜中。“我当时并没有想做成今天这样的公司，只是想为化机院增加些收入”，任后来解释自己的创业初衷。
任联合了7个人一起注册了一个国有制的公司，挂靠在化机院下。他用自己的家产做抵押向化机院借了1万块钱，在与化机院的协议中，任这样写道，“我将自己的家产拿来做抵押，如果失败了，将家产变卖后从财产上作一个补偿，另外本人的职位级别降一级，从科级干部降为普通干部，工资降一级”。
任建新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出生在一个支边的家庭，任在家中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怀才不遇的父亲早年因喝酒抑郁而死。15岁时，任建新的母亲去世，他插队到农村，年龄大的知青看不惯这个干活积极的小男孩，在任建新准备吃饭时他们顺势倒下一锅涮锅水，这一下子激怒了这个小男孩，他拼了命地跟6个大龄知青打了一架，从此，他们改叫任建新“任爷”。任后来跟下属说，那天晚上他没有睡觉，他想起母亲送给他的《毛选》的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任爷”的第一笔生意只挣到了两毛钱。8月的兰州秋高气爽，一辆半旧的北京130改的“大篷车”从兰州驶向西宁，4个身着蓝星防酸服、头戴黄色铝盔的年轻人在西宁的街上呆了一整天却没有揽到活，直到晚上，他们为一个老头洗了把茶壶挣到了2毛钱。
生意的转机出现在青海省祁连铜矿。初到矿区，他们就在矿上的广播中作了这样一则启事：从兰州来的共青团员学雷锋做好事，免费为矿工清洗家中的茶壶水垢。任建新的清洗公司很快在矿上出了名，在洗茶壶之外，他们开始为矿上的换气设备、工业设备等清洗水垢，清洗公司在矿区一炮打响。那一年，任建新的清洗公司赚到了24万元的净利润，任还清了化机院的1万借款，公司性质也转为集体所有。
然而，获得市场的蓝星并没有赢得信任。在化机院情报所做的项目分析报告中，清洗公司只能存活三个月，后来又被改为半年，再次修改被延续到一年。身份问题从那时起就困扰着任建新，没人敢把清洗工业设备交给他们，“你们不是本系统内的正规公司”。
这种局面直到1986年以后，蓝星因为成功完成了几套大型设备的清洗而名声大噪。当时山西化肥厂有一套合成氨装置需要清洗，国外公司束手无策。而任建新带领的蓝星突击队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洗净了第一根二十四英寸氧气管道，除锈率百分之百，腐蚀率仅为一克／平方米小时，德国专家鲁奇在管道上写下OK的照片至今还出现蓝星集团的宣传册上。而蓝星的速度也让在场的化工部副部长潘连生吃了一惊，“你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任随后将蓝星清洗在大型成套装置上的应用作为课题，报请化工部和国家科委，同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有了国家级的奖励作支撑，再加上任建新很重视及时将工作告诉媒体，蓝星清洗在工业领域的知名度迅速打开。
“我们创造了365行之外的另一个行业”，任建新经常以此激励员工。在兰州，只要提到在蓝星工作就会是一件遭人嫉妒的事情，而任建新也开始获得政治荣誉，他连年被评为甘肃省人大代表、优秀青年企业家。在1995年搬到北京之前，蓝星的资产已经超过5个亿。
迁京在任建新的脑子中酝酿许久。早在1992年，任在一次与中层干部的交谈中，任说，“蓝星总部要搬到北京去，不仅是北京，还要在国外建立总部”，在场的年轻人无不震憾。
“任非常清楚北京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以及这对他本人的意义”，一位接近任建新的人士说。1993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到甘肃考察，作为青年企业家代表，任建新受到了总理的接见，当李鹏问到企业发展有何困难时，别的企业家纷纷要钱、要政策，而任建新却说，“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将蓝星的总部搬到北京去”。
任已经深深感受到兰州带给他的局限。“从1984年到1992年，蓝星年年有人来查账，不断地有人打任建新的小报告”，他对此早已不胜其烦。
改制
在来到北京的最初五年中，任建新埋头做事，相当低调。他一改在兰州时频频露脸的习惯，甚至在媒体上不做任何报道，他给下属的命令是“少说一点，少张扬一点“。2000年之后才不再刻意的低调。
在迁京前后，与任建新同时创业的伙伴们先后离开了他。他们意识到，任并没有将产权量化到创始人的打算，而任最终的目标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他们最终将一无所获。
事实后来证明了猜测——任对于产权改制并无兴趣。在1990年代中后期，有不少人想帮任建新进行改制，“把这件事情翻过来”，一位产权制度的专家甚至主动提出帮助蓝星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任随后吩咐手下的人整理了三大卷宗的资料，但后来却只字不提，此事不了了之。“他可能认为在中国要将企业做大离不开政治，将一个国有企业做成一个民营企业，虽然绕过来可能也会走到同一个方向，但是对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或者对他个人的政治前途不利”，一位同其一块创业的内部人士。
其他企业都选择了改制，而任却明白了企业如果做大要依靠什么样的资本。1990年代初，蓝星与化机院分家后，蓝星挂靠在化工部装备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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