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众所周知的世界500强企业，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往往是一些闷声发大财的行业冠军企业。这些企业的市场份额占世界第一或第二；同时，年销售收入一般都不超过10亿美元；最后，也是最值得深思的是，它们的社会知名度往往都很低。
我国也有很多优秀企业虽然寂寞无闻，但其经营业绩却往往出奇的好，与知名大企业相比毫不逊色。广东的梁伯强把“非常小器·圣雅伦”做成了中国指甲钳第一品牌，进入世界前三甲，便是当之无愧的“隐形冠军”。然而，就如人们无法想象精做指甲钳居然可以做成国际一流的大企业一样，人们也无法想象梁伯强白手起家背后被隐形了的创业历程。
当年两度做了“偷渡客”
1962年出生的梁伯强在“十年浩劫”的阴影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梁伯强感喟：“那是一个教育瘫痪的时代，但母亲还是希望我好好念书，不要因为动乱而迷惑了自己的心。”
因为在学校求知欲得不到满足，梁伯强经常流连于家乡的地头、河畔，大自然的美让他迷上了绘画。几经周折，他终于在一位国画老师那里学到了一些基础技法；后来又辗转来到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当了一年旁听生，但最终还是没能通过附中的正式入学考试。梁伯强的画家梦也因此告一段落。
“因有一定的美术基础，我被招进了中山小榄镇制锁二厂做美术编辑。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明确后的小榄镇为了招商引资筹办‘菊花会’，调我去搞美术工作。可半年后回到锁厂，别人却顶替了我的岗位，只能下车间当工人。我自然无法接受。”回想起1980年的那个初夏，其时的迷茫他记忆犹新。
中山是著名侨乡，小榄的村居民都知道毗邻的澳门、香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繁华世界，一些人为此而偷渡港澳。梁伯强也萌生出去碰碰运气的念头。
随后，他顺利偷渡到澳门，在一家牛仔布洗水厂当搬运工，靠出卖原始劳动力每月挣30澳元。那时，他每天吃2个盒饭，晚上睡在牛仔布堆里，听任蚊虫叮咬。
这当然不是他偷渡澳门的最终目的。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的人生规划，但追求财富的单纯愿望对梁伯强来说却是非常强烈的。一家仿古家具厂请美工，老板是香港人，见梁伯强功底不错，于是当场录用。工作是画古代仕女与山水图，计件工资，每幅20元，每天早起晚睡，可画3到4幅，薪酬是搬运工的60倍。这样的收入让梁伯强感到振奋，而更让他高兴的是，他的踏实和认真得到了香港老板的赏识。半年后工厂扩大业务，老板将画图工序承包给梁伯强，并催他租房收徒弟，计件工资也调整到40元一幅。梁伯强用辛苦挣来的三万澳元在炮台山附近买下了一座小铁皮屋，并招了两个帮工。
梁伯强兴奋而不安，虽然他已经领取了澳门的临时身份证，但手下工人还是偷渡客，属非法劳工雇佣。一天晚上，铁皮屋附近突然警笛四起。两个帮工先跑为快，梁伯强也不敢心存侥幸，来不及收拾家当，翻窗渡海回到珠海，在关外的小树林里躲了一夜。天一亮，只穿了短裤背心的梁伯强，举着手一步步走向拱北边防关口。
“1982年，我突然回到小榄，家人惊喜交加，而在外却四处遭受冷眼。原本打算重进制锁二厂，但‘偷渡犯’无异于投敌叛国的坏人，厂方要我光头游街，接受批斗，我拒绝了。”备受歧视的梁伯强找不到工作，只好开始摆地摊做小买卖。卖冰棍（3分钱进货，4分卖出），卖咸鱼，还倒卖过旧服装。当时的经商意识还几乎没有萌芽，个体单干的小生意仍然被人鄙视。
一年多后，通过一些关系与一点“贿赂”，梁伯强又进了小榄胶木电器厂，重新开始了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
1984年，梁伯强获悉在澳门的临时身份证可以“转正”，便再次偷渡澳门。
他去炮台山故地重游。时过境迁，当年的铁皮屋——他18岁青春事业的见证——早已没了踪影。但他得知1982年的仓皇逃走只是虚惊一场：那天晚上警察抓的不是他们，而是贩毒团伙。
从前的一切早已灰飞烟灭，但年轻的梁伯强并不懊丧。他看得开：没了，就重新开始吧。
取得澳门公民身份后梁伯强更是信心百倍。当时的香港商人把澳门作为进入大陆的桥头堡，在这里投资开厂。搞个体时他跟人学过一点人造首饰的制作手艺，于是进了一家香港人的首饰厂，并因是第一个应聘的员工，很快被任命为厂长，负责接回香港发来的原料，监督辅导10个福建女工。不到两个月，工厂就壮大到20多人。此时正是香港投资大陆的高潮期。老板看中梁伯强的才干和大陆背景，让他回中山办厂。
曾经一败再败
再次回到家乡的梁伯强已不再是遭人歧视的偷渡客，而是大受欢迎的投资商。他建立的人造首饰厂成为当地招商引资的一家外资企业。他被香港老板任命为总经理，充满了创业的自豪与工作的激情，不到一年工厂便发展到600人，很快又扩展到1000多人，规模粗具，且业务兴旺。
但梁伯强没料到希望之门在一瞬间豁然敞开，却又在一刹那轰然关闭——香港老板常驻广州的弟弟违反来料加工规定，将必须100%出口的原料产品在国内销售，构成走私罪，海关随即查封了工厂。
这一年，他24岁，却经历了人生的两次巨大起伏。
梁伯强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现在还找一个老板打工吗？给谁去做呢？梁伯强再一次迷惘了。老朋友苏钢华鼓动他：这有什么好难的呢？你也算在江湖上走过了，怎么就没想过自己办工厂？梁伯强幡然醒悟：自己懂经营管理，又懂生产技术，为何不建立自己的工厂给自己打工呢？梁伯强的商人生涯再次起步。
因是澳门籍，他用妹妹的名字领取了个体执照，创办作坊式家庭工厂，生产物美价廉的人造首饰。苏钢华帮他制作模具，原先积累的客户资源与销售网络也没有荒废，重新发挥了价值。
当时由于行业竞争很少，他做的那些产品又正好适应国内消费水平，产品销售很火，供不应求。只一年，梁伯强就建了新房，买齐家电，还结了婚。除此之外，他还盈余了几十万元的个人资产，并在香港注册聚龙工艺制品有限公司，聚龙这个名字也从此与他相伴。
1992年，中外合资的企业形式得到许可，当地政府便邀请梁伯强建立合资企业。梁伯强与相关机构合作，先后成立了两家合资企业，做旅游纪念品、首饰等。刚过而立之年的梁伯强在小榄如鱼得水，企业也兴旺红火。他成了小榄的英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但梁伯强也有点心理膨胀，他只做董事长，不当总经理，公司事务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1997年，两个合资企业最终陷入困境，他因此而经历了人生的第三次起落。事后，梁伯强总结失败的原因，认为主要是自己不冷静，对企业不够用心，决策不当，选用的经理人在企业管理方法上有欠缺，责任感也不强。追忆当年的失败，梁伯强依然有着刻骨铭心的痛与悔。
选择指甲钳得益于总理的讲话
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重新站起。梁伯强冷静反省了自己的失误，谋划东山再起。正好赶上中央政府提出政企分开，梁伯强出资1000多万，买下合资企业的中方股份，将两个企业整合为一家，依旧纳于聚龙旗下。
路在何方，何去何从？梁伯强再次陷入迷茫的痛苦。看到同在小榄创始的“乐百氏”卖奶、卖茶、卖水，卖得风生水起，而差不多与“乐百氏”何伯权同时闯荡江湖的自己，除了一些资产，还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在人生的第三个低谷，梁伯强坚定品牌信念，谋划创立一个大众五金用品的中国名牌。
1998年4月，梁伯强打开一份别人用来包东西的废旧报纸，无意中读到一篇《话说指甲钳》的文章，文中恰好提到朱总理的这段讲话。梁伯强当时就意识到：小小指甲钳能在总理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见绝非小事。他当即找来一同创业的老朋友、五金模具专家苏钢华先生：“你看，这个项目咱们能不能上？”随后又叫来几位骨干，围着一张报纸议论了整整一下午，最终达成共识：这个项目可以上。
他搜集了一大堆指甲钳来研究，结果发现国产货一律造型单一、生产粗糙，而韩国人、日本人、德国人的产品精致实用而且款式新颖，二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于是，梁伯强开始思考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做不好？如果我来做，哪些地方可以改进？揣着这些问号，他开始了对整个指甲钳行业的全球考察。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指甲钳有北京“京”字牌、天津“天”字牌等五大国有老字号。搞市场经济后，这些国企几乎是最早出局的。他先到广州生产“555”指甲钳的老牌国营厂，假装订货。对方没货，企业停产只剩下三个人，当然问不到技术诀窍。他到上海“双箭”指甲钳厂，法院正在贴封条，不让进，他从后门溜进去参观了一下尘封破败的景象。之后他到北京、天津等地调查，国有企业的情况都差不多，有的转产，有的停产，有的已濒临倒闭，整个行业极不景气。有媒体形容他“目睹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国企不行固然可惜，但也给民营企业腾出了市场。
梁伯强取道浙江海宁、义乌，发现所有个体作坊都在热火朝天地生产。他知道不能在这种个体作坊偷师学艺。梁伯强想，报上不是说台湾人送一个指甲钳给朱总理吗？莫非台湾人做的指甲钳最好？梁伯强到了台湾，发现整个台湾只有两家企业在生产指甲钳，有一个还是夫妻店，无论产量还是质量，在世界上都算不了什么。
为了这小小的指甲钳，他开始了世界漫游，发现德、法、美、日等国的指甲钳生产水平相当高，知名的如德国“双立人”、日本“绿钟”等，主要针对高端市场，但产量有限，且只是附属产品——“双立人”的主业是医疗器具和生活用刀，“绿钟”则是个人护理产品。与之不同的韩国指甲钳则定位于大众市场，不仅是亚洲霸主，同时控制了百分之四十的国际市场。据业内人士测算，仅韩国“777”一个牌子，每年从中国市场就能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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