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自己轻轻地拔下了吊瓶的针头，慢慢地起身，下了床，一瘸一拐地走向病房的门口。而还处于监视居住的他，一举一动都在两个保安的严密注视之下。
这是2005年正月里的一天，外面还零星地响着鞭炮。在洛阳市中心人民医院八楼的外科病房里，曾经健步如飞，虎虎有生气的刘海峰，如今行动显得迟缓又艰难。此前在看守所的半年多里，他在原有的严重心脏病基础上，又添上了左腿静脉血栓和肝病。让这个刚刚43岁，属虎的西北汉子看起来异常疲惫。
“如果不是赶上春节，政府的人忙，春节前退出协议就会签下来。这几天等洛阳市两会开完了，协议很快就会签完，估计到3月中旬一切都结束了。”这也许是刘海峰一生中最难过的一个年。“现在我只想要自由，其他什么都可以放弃”，刘海峰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
故意制造的阴谋？
刘海峰，曾经是西北道上响当当的人物。17岁考入兰州大学核物理专业，21岁进入秦山核电站搞科研，26岁下海创办了西安海通原子能应用研究所、西安海拓普科技总公司，39岁就任西安海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此时海拓普的净资产已达4亿。
40岁这年，他作了一个他人生中也许是最重要的决定：回到出生地的河南，重组困境中面临退市危险的上市公司ST春都。
历史上的春都集团曾经辉煌。1987年他们生产出中国第一根火腿肠，市场占有率最高曾达70％以上，资产达29亿元。
然而，随着经营者的头脑发热和政绩目的的推动，春都集团兼并了一大堆负债累累、与肉食加工不相干的当地亏损企业。战线过长，加之被兼并企业带来的沉重包袱。几年下来，春都集团由盈利大户、明星企业变为了亏损高达6.7亿元，欠下13亿元巨额债务的烂摊子。
由于对外的名头还在，加之地方政府不遗余力的精心包装，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还是得以在深交所上市，并募集资金4.24亿元。
上市后的第三个月，春都集团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从上市公司抽走募集资金的1.9亿元用于偿还债务，此后又陆续“有偿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合计高达3.3亿元，占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总数的80％。上市公司对公众承诺的10大投资项目都成了水中捞月，倒是成了大股东掏空的“典范”。
危机关头，刘海峰出现了。
据刘海峰的代理律师，西安海拓普公司法律顾问，西安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贾永进介绍，当时对于重组春都，海拓普方面只有刘很积极，其他股东、董事并不认可。
此时的刘海峰，可谓是魄力十足、义无反顾。面对西安海拓普董事会“ST春都太烂，河南的投资环境不好”的劝告。说出了“我看准春都，失败了顶多我的股份不要，不会让大家跟着受连累”的誓言。
据贾律师讲，以小博大入主春都的海拓普重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海拓普董事会一度失去耐心。据有媒体报道，2002年8月，海拓普董事会曾决定退出重组，并劝告刘海峰，“赔掉的几千万就算了，不能再继续往火坑里扔钱了。”但刘海峰始终坚持，“不光关系到已经投入的几千万资金是否能够实现效益和保值，还关系到商誉和机会成本。”
同年底，ST春都重组陷入僵局。重组各方矛盾重重，并不时有激化的可能。此时，急于重组的刘海峰出辣手，将ST春都以往账面未反映的潜亏全部按照实际反映了出来。
他是希望借此理顺ST春都盘根错节的历史问题，扫清重组障碍，但当地政府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刘海峰也由此得罪了至关重要的人物，为后来的一系列“事情”埋下了祸根。
2003年的上半年，经过各方协调，加之共同的巨大利益，ST春都的重组加速，海拓普控股的郑州华美顺利成为了ST春都的第一大股东。刘海峰正式出任上市公司ST春都的董事长。
坐上了当家人的位置以后，刘海峰开始了一系列的资本运作，并顺利地让ST春都摘了“星”（去掉了退市风险的提示）。2004年1月15日，ST春都重新恢复上市交易，在二级市场上表现十分耀眼，涨势惊人，成为ST一族的龙头股，刘海峰的重组救市相当成功。
可是，就在刘海峰全力运作ST春都摘“星”之时，另一群人也在全力运作着让刘海峰出局的卸磨杀驴的好戏。据一位曾经的海拓普员工对记者讲，后来媒体热炒的所谓“刘海峰失踪之谜”其实是有人故意制造的阴谋。
破财免灾
2004年3月13日，ST春都成功摘“星”之时，董事长刘海峰却因涉嫌挪用华美生物工程公司资金被洛阳市公安局监视居住。2004年3月18日被刑事拘留、随后逮捕，罪名是抽逃出资、挪用资金和职务侵占罪。而据称是他妻妹的海拓普集团董秘、ST春都董事柳红梅也同时被监视居住。
至此，刘海峰开始了15个月的在罪与非罪之间“徘徊”的生活。而“徘徊”的过程就是一个谈判的过程，用洛阳市一位领导的话说：“一切为了春都A，而春都A的一切又取决于刘海峰的态度，如果春都A保住了，一切可以不追究。”
也就是说，刘海峰到底有罪没罪，“态度决定一切”。而这个所谓的“态度”，贾永进律师的理解就是：刘海峰退出春都的要价是多少？
贾律师对记者说：“当初公安机关立案以后，我们就认为刘海峰无罪。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经过了两次的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察，司法机关就是迟迟没有结论。而‘拖’下去的结果是企业受损，职工利益受损，上市公司的股价大跌，投资人的利益受损，刘海峰的个人健康也是严重‘受损’。”
由于不准取保候审，刘在洛阳市看守所度过了2004年的大半年，随着情势的恶化，刘的心理平衡点也在后退，最终在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的情况下，刘海峰表示：“我退出春都，并放弃自己的经济权益。”
而洛阳方面也是不失时机地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2005年6月27日，心力交瘁的刘海峰在律师贾永进的陪同下，来到了洛阳市西工区检察院。主办此案的检察官向他宣布了洛阳检察机关因“证据不足对刘海峰不起诉的决定”。而在一年多以前，刘还是身背三项罪名，不得取保候审的重犯。
走出检察院的一刻，刘海峰感慨道：“什么后果都想到了，但没有想到会到现在一无所有这一步。”
“自由比什么都重要。”这一次刘海峰也只能是破财免灾了。
公共权力左右经济纠纷？
在市场经济中，刘海峰也许是个高明的棋手。然而，再精明的棋手在不讲规则的环境下，面对不讲规则的对手，也下不出好棋。
没有规则的棋怎么下？谁会玩赖谁就赢。
从2002年4月接下春都绣球到2005年6月黯然退场，这三年多的短暂“结合”，让刘海峰可谓是“脱胎换骨”。只是为了一个上市梦，最终赔掉了自己在海拓普的股份，赔了几千万的资金，还险些赔上了身家性命。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我国某些地区，一些市场经济中常见的股东之间的纠纷正朝着“泛政治化”的方向发展。
从金正的万平案，到刘海峰的春都恩仇，这种跨省的“联姻”总是会不欢而散，重组方与当地企业总是会有看不见的暗战。但为什么每次股东纠纷都必须闹得“兵戎相见”？难道是中国人不懂得妥协和谈判？
对于这种政府权力全面渗透，甚至主导经济纠纷的现象，北大博士许志勇对记者表示：本来市场经济的民事纠纷、商事纠纷都可以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解决。然而，在我国，作为“局外人”的公共权力在民事纠纷中左右战局的例子比比皆是。由于“犯规行为”得不到及时遏止，导致纠纷各方自觉地开始寻租公共权力来为自己撑腰。而我国商人把胡雪岩奉若神明，纷纷信仰“胡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这造就民族资本纷纷投靠官僚，以演变为“官僚资本”为荣的倾向。更可怕的是，我们的公共权力也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乐于被租用。
许志勇在同情刘海峰遭遇的同时，也表示，刘海峰的选择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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