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平 江苏飞达工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乡镇企业十大新闻人物、全国优秀企业家。从乡村小厂到今天的“亚洲钻头大王”，朱国平率领全体飞达员工用“高士桥速度”完成了一个民营企业的神话。
我爱鹰。我爱鹰的敏锐、迅疾和气势。我希望每个中国人都成为鹰。 ——朱国平
新土地的建设者
和记者相约的这一天，朱国平像往常一样走在村里，他敦实的面容和急峻的步点早已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熟悉。从１９９２年回到高士桥村办厂以来，朱国平就是这样，每天早出晚归，风风火火，不同的是，早先他只是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而现在，他经常从德国飞到美国，从美国飞到澳洲，在家乡停留的时间比以前少了许多。“作为董事长，我是一个勤奋的生意人，商场上的浮浮沉沉容不得我丝毫分神。但每一次回到家里，为村里办任何一件事，我都特别舒心，这种舒心是多少钱都难以兑换的。”朱国平说这番话时，正站在兴建中的光彩学校门前。这是朱国平联合光彩事业委员会投资４５０万元兴建的一所外来打工者自己的学校，占地２５亩、设６个年级１２个班、两个幼儿班，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学生不需要交纳任何学费和书费。它是江苏省第一家由企业投资、专供外来职工子女就学的学校，今年９月份已经正式开学。
朱国平一直就是一个“把民意视为财富”的人。２００３年底，朱国平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时就别出心裁地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刊登在当地报纸上，欢迎各地的来访者反映问题和提出意见，当时这种新鲜做法惹来了不少说法，但有着１０多年村支书经历的朱国平坚定地认为，这种“推销”人大代表的做法绝不是为了作秀。来北京前的１０天，朱国平接待了２５０人次的来访，他们大都来自贫困山区，连路费都是借的。在将他们每个人反映的问题认真记录后，朱国平给每个人出了往返路费，光这一支出就达２５０００元。
“要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一定要多听百姓的心声，多为群众排忧解难，多为他们设身处地想一想。”朱国平说，“我在农村生活了４０多年，我知道农民们最需要的就是关怀。”
在高士桥村，人们所熟悉的朱国平并不是镇江市最大的私营企业老总，不是一个统领着８个大公司，３０多个分厂，５０００余名员工的大老板，而是一个以孝道闻名的好儿子，一个充满爱心的普通人，同时也是一个有着特殊人格魅力和影响力的致富带头人。
在四乡八镇，朱国平尊敬老人、善待老人是远近闻名的。１２年前，朱国平办厂第一年，就给全村３４０位老人逐月发放养老金，随后又全部买了养老保险。平时在村里只要有空，他就喜欢找老人们聊天、说话。“我从１岁开始就和奶奶相依为命，碰到老人我有一种强烈的亲切感，我看不得老人受苦，我小的时候就想一定要奋斗，奋斗来的钱用来孝敬老人。”
朱国平还提到了一件特别感人的事情，有年大年初一，他正准备礼物和钱去给全村的老人一家家去拜年，不料那天一推门，却看见全村的老人们都携儿带孙来看他了。
回村办厂１２年，朱国平用经济实力，同时也用一种坚强的信念改变了高士桥村，为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带来了富裕、安宁和幸福。
而在１５年前，在飞达集团成立之前的高士桥村，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朱国平和高士桥村人一样曾经在贫苦的生活中苦苦挣扎、苦苦思索……
难忘的苦乐年华
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７日，这是朱国平为这个世界带来第一声啼哭的日子，事实上，那确实是一段值得用泪水来纪念的岁月，由于家境微寒，加上兄弟多，吃饭困难，朱国平刚刚出生就被送到了祖母家里带养，在和慈祥的祖母相依为命的１３年里，小国平学会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他陪着祖母一起砍柴，种地，纺线，从小养成了勤劳、坚毅、重感情的性格。
朱国平说：“这是浸在苦水里的１３年，也是为我以后的成功奠定基础的１３年。”
上初中时，回到父母身边的朱国平与母亲办起了豆腐作坊。这一年，他刚满１５岁。这还是一个撒娇和做梦的年龄，但贫穷的家境把这个早熟的少年第一次推上了社会前台。
在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中，朱国平做起了豆腐郎，每天凌晨两点半，他就披衣下床，开始磨浆，在和２００多斤重的石磨一圈又一圈的对话中，他经常累得两臂失去知觉，豆腐做好以后，他还得亲自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每天的行程都在６个小时以上，早晨怀揣两块面饼上路，回到家里已经晚上１０点多钟了。
朱国平说：“人生注定是要吃苦的，但再大的苦没有磨豆腐苦，这对我后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也是在这里，我学会了最初的经商之道。”作为一种纪念，在今天的飞达公司餐厅，仍保留着一道叫卤汁豆腐的菜。
１９７８年，朱国平高中毕业，他报名参了军，这是他从小的理想，简单而淳朴的理想：当兵能吃饱饭、能锻炼好身体，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跳出农门。三年之后，朱国平退伍了，虽然又回到了苦难丛生的故乡，但朱国平说：“我在部队每年都受嘉奖；部队三年，令行禁止，对我锻炼很大，接触到五湖四海的人，对我后来跑推销也有很大帮助。”确实，对善于把困难和不幸转化为精神财富的朱国平来说，每一个人生转折都意味着崛起的机会。
朱国平的第一次人生崛起发生在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５日。转业后，朱国平回到后巷镇工具厂任保卫科长，但突如其来的一场变故，使他坠入了痛苦的深渊，接二连三的打击蜂拥而至：父亲入狱，母亲卧病，恋人离去，家里负债累累，连保卫科长的职位也没有了。但坚强的朱国平却没有就此沉沦，为摆脱痛苦的深渊，他决心外出闯荡，为厂里跑推销。当时，他怀里仅仅揣着借来的３００元钱和母亲预备的干粮。
朱国平出去的这一趟，跑遍了安徽、浙江的２５个县城，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和屈辱，常常以一搪瓷缸炒麦粉充饥，困了就睡车站、码头。除了从小养成的吃苦耐劳，朱国平还在推销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诚实品性。在安徽徽州的一个物资局，这个来自穷地方小工厂的推销员对业务科长讲的最后一句话是：“科长，你如果一点货都不订，我回去后，厂长就会砸了我的饭碗，我就没法过日子了。”功夫不负有心人，２０多天的风尘仆仆，朱国平为厂里订回了５万元的业务合同。就在同一年，他完成了２５万元的销售量，被评为全乡最佳供销员。
１９８４年，朱国平被任命为供销科长，１９８８年，他当上了副厂长。
高士桥速度
朱建农是朱国平的弟弟，在四兄弟中排行最小，原先在后巷镇政府当小车司机，１９８９年春节前，他回到高士桥村干起了村支书。
当时的高士桥村实在太穷了，朱建农说：“有一年正月初三，村里变电房的互感器坏了，因为没钱修，整村人就在油灯和矿烛中过完了新年。想起这个事来，我就感到深深的负疚和耻辱。”
这个时候，朱国平的副厂长正干得有声有色，每年都有十几万元的收入，１９９２年春节，朱建农找到了自己的哥哥，请他回村办厂，在这之前，朱建农为村办企业已经进行了多次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财政困难、交通不便、人才缺乏，这是当时高士桥村的基本状况，朱氏兄弟新的人生选择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出于对弟弟的信任，更出于对改变家乡世世代代的贫穷状况的强烈愿望，朱国平辞去了镇工具厂副厂长的职位，回到高士桥村。在这一年春节家庭会议上，当了多年村支书的父亲朱庆荣对朱春苟、朱国平、朱建农兄弟三人讲了一席话：“办厂失败了，算我们个人的事，如果成功了，就是高士桥全村的，要富，就要大家富，让高士桥的人都富。这里是我们朱家的根。”
１９９２年４月１８日，这是一个值得所有高士桥村人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丹阳市刃具厂”正式挂牌成立。１０月份，更名为日后享誉甚隆的“飞达集团”。
为了办成这个厂，朱国平和他的乡亲们耗尽了心血，也耗尽了所有能拿出来的钱，朱国平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凑起了６０万元，“这６０万元，就是我拼死一搏的决心。”朱国平的决心带动了所有的村民，大家你三百他五百地凑起了好几万元，朱国平毁家办企业的精神也感动了高士桥村以外的人，一位哈尔滨量具工具厂的老工程师在接受朱国平的邀请时说：“现在办厂当领导的，还没有见过你这样不要命的，冲着你这股子劲，我们也愿意跟你干。”
当时，朱国平把所有房子的屋脊都设计成“Ｆ”形 ，这是飞达的第一个大写字母。象征着事业的发达和腾飞，寄寓着飞达人对美好未来的强烈希望和信心。
事实表明，飞达确实从一开始就以罕见的速度和强度在起飞：
１８天时间就完成从办证到领证的全部手续。
５个月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年产超４万支钻头的大工厂。
８个月就创产值１３００万元，完成出口额６００万元，创利税８８万元。
１０个月内，办起了江苏省第一家工具集团公司。
２０个月内，产值从零猛增到４０００万元。
朱国平领衔的飞达人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高士桥速度”，并把这种速度发展成了一种战略，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它为飞达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抢占了先机，在企业的后来发展中，这种“快”的作风在所有决策和工作中都一以贯之：
１９９４年８月，由飞达投资的江苏凯达特钢工业有限公司主炉点火成功，９月１日试轧普钢材料，１０月１日正式开轧钻头用高速钢型材，飞达从此结束了向别人要钢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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