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香港景泰蓝商人陈玉书就是一个例子。陈玉书是经营景泰蓝发家的，他至今还占有香港50％的景泰蓝市场，而且同时经营贸易、地产、工业、娱乐业。
陈玉书出生于印尼泗水的一个福建籍华侨家庭。19岁那年，怀着满腔报国热情的陈玉书告别亲人回国求学，考入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在北京西颐中学执教7年。
“文革”期间，“怀疑一切”也怀疑到了有海外关系的陈玉书身上，陈玉书不得不携妻远赴香港。
第一桶金
抵达香港的第3天，陈玉书就在填海工地上当起了地盘工人。由于当时口袋里只有50元港币，他要求自己“节省每一个铜板”。每天中午，他总是独自一人就着开水啃面包；舍不得买报纸，他就捡别人丢弃的旧报纸来看；为了减轻负担，他和妻子约法三章：“谁也不准生病”。
虽然陈玉书汗流浃背地苦干，但命运之神却总是和他开玩笑。不久，填海工程结束，陈玉书也失业了，生活一下子跌到冰点。他不得不又一次四处求职，却屡屡因僧多粥少而被拒之门外。可偏偏在这时，他的妻子又怀孕了，他的经济能力无法再抚养一个孩子，只好找医生给妻子做人工流产。可是，他连医疗费用都支付不起，四处奔走找朋友帮忙，好不容易才凑齐那笔款子。日后，他回忆起那段生活说：“那真是残酷的人生。”
后来，在岳父的帮助下，陈玉书谋到了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月薪400元。尽管生活艰辛，陈玉书始终没有丧失奋斗的勇气和待人的热诚，而他人生的转折点也由此而来。
陈玉书人生转折点的出现很是偶然。有一天，陈玉书到公园小憩，看见一位妇女把小孩抱上秋千，却几次都无法把秋千荡起来。陈玉书主动上前帮了她一把。在交谈中，陈玉书得知这位太太是印尼华侨，她的丈夫是印尼领事馆的高级官员。
事情总是如此凑巧，不久后，陈玉书的朋友有一批货在印尼领事馆办商业签证时遇到了麻烦，陈玉书便找刚结识的这位太太帮忙。朋友的问题不但得到顺利解决，并且在税率上享受了优惠待遇，节省了一大笔钱。陈玉书也因此获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5万美元的酬金。
成为景泰蓝大王
陈玉书从不讳言他的成功带有“运气”的成分，但还是把握机会却是他成功的首要因素。
有了这笔钱，陈玉书生活不愁了。他想，坐吃山空当然是不行的，应该趁着有点本钱做点生意。他办了一个“香港繁荣发展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大陆产品的转口贸易。虽然规模尚小，但他发现自己还是很能做生意的。而且他又能吃苦，经过一两年的努力，公司逐渐发展壮大。
陈玉书并不满足，他决定大胆开辟台湾市场。他与别人合伙购进了一大批台湾产的涤纶布，准备将这批货销往大陆。如果成功，一定能赚一大笔钱，公司也将迈上一个新台阶。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合伙人勾结台湾商人在合同上做了手脚，结果他花40万元买来的竟是一堆卖不掉的积压商品。这次上当几乎使他倾家荡产，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商海是多么凶险。吃一堑，长一智，此后陈玉书做生意就很小心，没有再上过骗子的当。
经此打击，陈玉书并没有垂头丧气，他一面反省自己，收缩营业规模，稳住公司；另一方面积极收集信息，以图重整旗鼓。
1979年，港台商人纷纷进入大陆市场发展业务。陈玉书也来到北京，经过一番考察，他决定经销具有民族特色的景泰蓝产品。他第一批购进了价值5万港元的货，运回香港后，很快便销售一空。第二年，他又订购了30万港元货，同样很快就卖光。以后，他又多次订货，每次都是数十万元。这样，他就成为香港较大的景泰蓝经销商了。
然而，到80年代初，因为全球性经济衰退，香港市场对景泰蓝的需求量减少。陈玉书订的货比较多，一时难以售出，形成积压，他又一次陷入困境之中。他日思夜想如何摆脱这个困境。就在其他商人纷纷收缩业务、抛售存货的时候，他却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一连开了4家新店，在报纸、电视上大做广告。对他来说，这简直是一场赌博，他把大部分销售收入都押上去了。
同时，陈玉书认识到，由于传统的景泰蓝产品花色品种单一，功能只限于观赏，已满足不了顾客的需要，改革产品是当务之急。为此，他频繁地往来于北京与香港之间，把世界最新的流行趋向通报给生产厂家，并指导工人制作。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在景泰蓝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他的“繁荣”公司销售量不但没有下降，相反还逐年增加。
1982年，陈玉书又作出一个惊人之举：由于世界经济持续萧条，北京工艺品公司积压了价值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景泰蓝产品急于清仓处理。但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港商谁也不敢图这个便宜。陈玉书却独具慧眼，看好这个机会。他认为，景泰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世界经济不景气也不会长期继续下去。一旦经济回升，人们对艺术品的需求就会增加，景泰蓝还会成为抢手货。他想，若买下这批货，就等于拥有世界上最大、花色品种最多的景泰蓝库存。思考再三后，他决定，订下这批货！
按照他当时的经济力量，根本就拿不出这笔钱，唯一的办法只有向银行借贷。而银行家们都不傻，他们知道景泰蓝行业不景气，担心贷款放出去收不回来。陈玉书跑了许多家银行，只有少数几家同意贷款，但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陈玉书咬了咬牙，接受了对方的条件，将所有的家产抵押出去，这才凑足了所需货款。他知道，如果这笔买卖失败，他又将身无分文。
这时，忽然一个好消息传来：新加坡准备举办中国景泰蓝展览。得到这个消息后，陈玉书心花怒放，他立即带着所有的样品赶赴新加坡。展览会一开幕，参观订货的人就源源不断。这次机会，扫清了陈玉书登上“景泰蓝大王”宝座的一切障碍，他的公司营业额顿时扩大了10倍，在香港同行中，已经没有人能与之匹敌了。他的公司营业额占了香港景泰蓝市场的一半以上。
陈玉书从实际经营中认识到，景泰蓝产品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朝“实用化、日用化”方向发展，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保持其销售旺势。他组织北京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成功地研制了脱胎景泰蓝。它制作简便，成本低，可以制作台灯、壁挂等日用装饰品。他还亲自设计了景泰蓝手表、景泰蓝钢笔、景泰蓝打火机等各种日用品，这些新产品一上市，大批订货单雪片般地飞来。他销售的景泰蓝产品不仅畅销东南亚，还打入了欧美市场，随着市场的不断开辟，陈玉书在商界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固。
可是，他并不满足于只做“景泰蓝大王”，又雄心勃勃地向地产业、娱乐业迈出了步伐，并在这些领域也显示了他卓越的才能。1982年到1984年，大批港人对香港前途失去信心，纷纷外迁，导致地产大跌，尤其是豪华住宅，几乎无人问津。
陈玉书的想法却与别人不同，他认为地产永远是向上涨的，回落和下跌都是暂时现象。尤其在香港更是这样。现在人心浮动，房地产价格已经落到最低点，此时买进是不会错的。果然，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香港市面稳定了，房地产价格就像坐上直升飞机直线回升，陈玉书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劝他趁此机会赶快抛出。陈玉书说：“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我对香港充满信心，香港经济发达，交通方便，是国际金融中心，它不会因变化而阻碍发展。”他不愿做房地产投机商。现在，他在地产上的投资已增值几倍，甚至几十倍。他的地产越多，信誉也就越好，在香港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响。他担任了香港贸易发展局中国咨委、香港钟表业第7届主席、香港佛山工商联合会名誉会长。
陈玉书事业上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眼光要远，项目要大。眼光远，就是善于分析形势，不为眼前的困难所迷惑；项目大，是指项目应有一定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他认为自己的发迹在于三个机会：一是抓住了北京工艺品公司清仓的机会；二是几经努力申请到了贷款；三是通过新加坡景泰蓝展览会打响了牌子。他笑着说：“香港许多富豪都是这样依大的项目起家的。”
陈玉书做生意赚了钱，但他忘不了，他是依北京工艺品生产厂家，依祖国的传统工艺而致富的，他对祖国的感情并未因“文革”期间的遭遇而减淡。他与北京手表厂共同投资50万美元组建景泰蓝钟表公司，生产各种景泰蓝工艺手表和挂钟；与北京首饰公司合作生产各种景泰蓝首饰。他还在深圳、珠海等地投资兴建酒店、卡拉OK厅以及高级住宅。他不仅对香港充满了信心，对大陆的改革开放也信心十足。
有人曾称赞我是“白手兴家的成功商人”，此话一点不假。但我觉得我还应补充一句：本人的成功，不能说其中没有幸运的成分。但是，不屈不挠的理想和偏偏百折不回的拼搏和奋斗始终是我成功的第一要素。林肯总统认为“喷泉的高度不会超过它的源头，一个人的成就决不会超过自己的理想，我是从当地盘工人起家的，吃过苦、受过罪、失过业、遭过窘。回顾十几年来走赤的道路，虽非步步血汗，亦是崎岖艰难，甚至险象环生，不过终生不弃不馁，不断求索而已。
今天，我能够被尊为“世界景泰蓝大王”，决非我有何超人之处，只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凑合，不折艰难不舍成功，机遇加勤奋罢了。
当年抵达香港，我找到工作的那份喜悦不啻中了马标一般。待我冷静下来就意识到，既然决定在这里发展就必须了解、掌握这里的习惯风俗。可是横在我面前的却有两大障碍，一是语言不通，二是没有资本。当时，我的口袋里只有50元港币，所以对于每一毛钱都极为重视，现实生活告诉我，在香港如果没有一毛钱，岂能插翼横渡维多利亚海峡从香港到九龙，又从九龙到香港呢？你若没有五毛钱，又怎能买到一磅面包充饥？我自认还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可也得承认，一文钱往往困死英雄汉，不管你本事多么了不起，怕就怕口袋里没钱花，我明白“小富由俭”、“勤乃无价宝”的道理。
记得每天一大早，我从北角乘轮渡过海到观塘去上班。为了节省一毛钱，我总是坐楼下三等仓。我节省每一个铜板，是为明天的幸福生活开路，所以，我连看报纸也舍不得花钱去买，而是身在船中，眼观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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