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家，传统上华人以开餐馆和洗衣店居多。新移民中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人沿袭这条老路，孙大连的故事便是其中一例。?
孙大连可以说是我所采访当中经历最艰辛的一个。先是给人打苦工，省吃俭用，积攒下几个钱，夫妻俩就开了个杂货店；继而胼手胝足，惨淡经营，由小店做到大店，最后买下一家大型快餐厅。
这个过程殊不容易，它反映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和勤奋立业的顽强精神。
孙大连人很聪明，做生意有头脑，但他显然拙于表达，幸亏他的太太在口才上补了先生的不足。我们的采访之所以能够有翔实的内容，恐怕要归功于他们夫妻的合作。在国外当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时，家庭就成为开创事业，克服困难所必不可少的支撑。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许多的夫妻店，夫妻公司吧。
在采访当中，我还见到了他们在叙述中提到的那个曾经可怜孤独的儿子。如今的他已经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小伙子了，在这个西方社会里受到良好的教育。我想作为父母看到孩子的成长，心中该有多大的慰籍。"为了下一代"是多少移民的一种精神寄托埃孙大连自述：第一年的遭遇我是八九年夏来加拿大的，当时国内的形势根本就没有现在这样开放、这样充满机遇。周围不少人出国去了日本、澳大利亚，在这么一片出国热的影响下，我抱着出洋拼搏一番的想法，在没有去成日本的情形下，就改办来加拿大。虽说国度遥远，又没有英语基础，但也动摇不了我出国闯荡一番的决心。
在我拿到签证收拾一番后，告辞了家人，就只身一人上了飞机。虽是第一次出国，可我的心情还算平静。以前在单位因业务关系，我经常出差去外地，出国不就是跑得更远点儿？对于要去的新国度加拿大，我实在是说不上有任何概念，总归是一个西方国家，应该差不了哪儿去。唯一担心的是我没有英语基础，不知道今后如何在讲英语的国度里生活。
到了多伦多之后，一些原在上海就联系到的朋友把我接到他们的住处。这是一幢离地铁站不远的公寓楼，外表看上去还算过得去，可附近的地区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一去，他们就给我安排在和几人合住的一层楼上。一人一张床，分上下铺，说是这样人多大家分摊房租，可以省钱。我一人月租是350加币。
我一去，感觉就不太好，觉得象是进了难民营。来了以后，也顾不上这许多了，要紧的是赶快找一份工打。因为身上就带那么点钱，付了房租就所剩无几了。这时候同屋的人告诉我，加拿大不比日本，生活节奏慢，消费水准低，特别是近年来经济又开始走下坡。我一听心里就有些懊悔，心想既然出来是想多挣点钱，而加拿大的形势又是这个样，那就只能多打工，少花钱，钱挣足了就回国。
从一开始，我就通过朋友四处找工打，英语几乎不会讲，只能去干力气活。我一做就做两份工。通常是早上七点出门去打第一份工，干到下午三点，然后赶到另一个地点去做第二份工，一直干到夜里十二点。每天工作强度很大，时间又长，为了能多点时间睡觉，补充精力，我就利用一切可利用的间隙。早上七点就要出门，我就在临睡前先把牙刷好，早上尽量节省时间。能多睡五分钟对我都是很宝贵的。一出门，一路上我都是一溜小跑。到了地铁站，人家都去乘自动扶梯，我嫌它太慢，就沿楼梯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去。乘坐地铁或公共汽车时，我就一手扶着车上的扶手，站着打它一路的瞌睡。
我上午是在一家汽车零件厂干活，他们回收旧车，然后把零件拆下来，再重新组装。工人是在流水线上干活，我干的活是拆卸汽车刹车片。以前看过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想不到如今跑到加拿大干的活跟电影上的情景一模一样。每个人要不停地干自己那部分活，否则流水线上就会出现堆积。中间有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除了上厕所，我都用来补我不足的睡眠。车间里的长凳就是我的床，我竖直躺在上面，一闭眼就睡过去了。开工汽笛一响，我就马上跳起来干活。
第一笔血汗钱
上午我在工厂干完活，下午就去餐馆打工。第一家打工的餐馆是在多伦多靠近安大略湖边的商业大街FRONT STREET上的犹太人开的西餐馆。这家餐馆在多伦多很有名，内部的装潢豪华气派。我一去，被安排在厨房里给一个中国老头当下手。这个老头据说干了有二十五年了，我帮他无非切肉洗菜之类的，开始，我没觉得有什么难干的。干着干着，我就发现老头干事极其麻利，我怎么赶，也跟不上他的节奏，看上去没多少活，可怎么做都做不完，忙得我上气不接下气。到晚上吃晚饭时，我由于过度紧张劳累，竟把吃的东西全呕了出来。晚上回到家，我这么一个七尺男子汉竟忍不住哭了起来。心里知道这活太苦了，我实在胜任不了，可不干活，怎么能挣到钱呢？第二天咬着牙又去这家餐馆做，结果还是适应不了，我怕真的把身体干伤了，还是狠着心把这份好不容易找到的工辞了。
后来去一家意大利餐馆打工，先从洗碗干起。我英语不好，所以很少说话，但干活舍得下力气，又注意观察，主动找活来干。很快老板喜欢上我了。但因工钱给得太少，我就提出想走，老板只好加了我的工资才把我留祝这以后，我只要想离开，老板就加我工资。最后我还是决计要走，因为我的一个朋友也在这个餐馆打工，他不太讨老板喜欢，老板有时找茬儿欺负他，我很同情这位朋友，看不惯老板的做法，老板要炒我朋友的鱿鱼，我就借机和这个朋友一道开了这家餐馆。
为了节省钱和时间，平常我吃得很简单。一般都是在周末把一周的干粮全准备好。因为我是南方人，在国内通常不喜欢吃面食。在这边面包是最普及的食品，又方便携带，我就只好以吃面包为主。为了保证必要的营养，我就一次炒一大锅肉丝白菜。因为天天顿顿都吃这种饭菜，后来，我一见这两样东西就反胃。周日打工连轴转，一到周末，别人都携家带口，三五成群出去购物、上餐馆或到外面游玩。我一个人忙完煮食后，就是给家人写信。其余的时间全用来睡觉。一点也感觉不到这是在国外，真比下乡插队还要苦。那时在一起的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个叫孙大连的上海人，每天打两份工，从不肯外出花钱，是有名的打工狂。就这样拚死拚活干，过着非人的生活，一年下来我足足挣到二万五千加币。这笔血汗钱成了我们后来投资生意的本钱。
第一间杂货店
一年以后我太太带着小孩也来到加拿大。我太太跟我从小住对门，可说是青梅竹马。我在加拿大的第一年是我俩头一次这么长时间的分离。她在国内也过得很不容易，一人要照顾两边的老人和我们那九岁的儿子。得知她和儿子要过来，我是又高兴又发愁，我一个人怎么都好说，可加上老婆孩子这一家三口人的生活就难维持得多。但不管怎么样，一家人总应在一起，就这样他们还是飞过来了。
有了家眷，原来的公寓是不能住下去了，我们一家就在唐人街附近租了一个地下室。我又去旧家具店买了一些最便宜的二手家具，包括一张大床，和一张给儿子睡的小床，还有桌子、椅子之类的。地下室里只有一间睡房，厨房和厅是连通的。我们把儿子安排在厅里睡，儿子就跟他妈抗议："妈妈，我怎么睡在厨房里呀？"那时，我还是起早贪黑去打工，儿子过来几乎见不着我的面，我出门他还没醒，我晚上到家，他又进入梦乡。他就对我太太说?quot;我来到加拿大怎么还是见不到我爸爸？"我太太等我回家就跟我说起这件事。她问我，能不能少打一份工？这样可以多点时间和儿子在一起。我摇摇头。他们过来后，我觉得生活的担子更重了，怎么能减少打工呢？她又提出要我第二天请假陪她去办理新移民手续，我知道她根本不认识路，又不会讲英语，她自己去办真是太难为她了。可我打工是不好随便请假的呀！没办法，我还得让她自己去办，我只是给她画了张路线图。
后来我们觉得５５０元月租的地下室还太贵，就又搬到另外一个房子房主把整个房子分租给四户人家，除了我们一家外，另外还有一对上海夫妇，两个单身的北方人。我们一家三口人只占一间屋，厨房厕所大家合用。这样下来房租是420加币。能省下100来元。基本上够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了。
我太太过来不久，她看我每天除了打工，还是打工，变得象个机器人，心里很不好受。而她身体不好，去打工也吃不消，每天在家里与外界无法沟通，电视节目也看不懂，更觉苦闷。尤其到周末，其他的房客都高高兴兴地出去玩、买东西。只我们一家人关在屋里，那儿也去不了，一家人干坐着唉声叹气，对前景完全没有信心。我太太就很后悔出来。我自己也想不明白，更没法说服她。
后来经纪人给我们推荐了一家小杂货店，店主是一对柬埔寨老华侨夫妇，店看上去有些破旧，但经纪人说店的地段不错，周围是白人区。我太太去看过几趟后，就下了决心，要买下这间店，她说："你瞧这老俩口，也不通英语，生意还能做下去，我看见老太太从口袋里掏出大把的钱，肯定是开店赚的，咱们哪儿点比他们差？为什么就不能做？"经她这么一说，我也就同意了。
但是我们独家是买不下这家店的，这家店加上货要价六万加币，我们当时手头只有二万五。看来只能找人合伙。我们也知道与人合伙弄不好早晚会分手，但分手总比不做要好。后来经朋友介绍有一对北京来的夫妇有意想合伙，就这样我们各出一半的钱把店买了下来。可我的二万五还不够，几个要好的朋友慷慨解囊，凑足一万元借给我。这就是我第一个生意的第一笔资金的来源。至今我都不会忘记这些朋友对我的帮助。
一回生二回熟
店买下来之后，我太太和那对夫妇的女方去杂货店打理生意。我这时候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是在一家犹太人的电器修理行干活。我以前就有这方面的知识，干技术活，收入也不错，我就把原来两份工减少成这一份工。白天，去电器行上班，晚上，到店里接替我太太。我太太要等我去了，她才能匆匆忙忙赶回家去照料一个人独自在家一天的儿子。我太太回去后，除照料小孩吃饭、睡觉以外，还要外出买东西、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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