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进入华尔街投资银行，28岁成为摩根·士丹利北京首席代表，年收入百万美金。但他却毅然辞职，自创投资公司。现在，35岁的他是董事长，是总裁，是CEO，还是十多家高科技公司的董事
在网络公司的创业者家中，汪潮涌绝对是座上客。因为，他是一个可以为急需资金者带来巨量投资的银行家，有时，他干脆就是直接的风险投资人。
35岁的汪潮涌是北京信中利投资咨询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截至今年5月，不到一年，他已直接投资了15家硅谷和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并为近20家高科技公司担任财务和融资顾问--为这些高科技企业募集了总额逾2亿美元的资金。
在此之前，他担任全球知名投资银行--美国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副总裁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曾负责为财政部、中国银行、东方航空公司、上海实业、北京大唐发电公司、北京控股有限公司等政府机构和上市企业进行海外融资，总额达60亿美元。
再往前，他曾先后就职于美国纽约大通曼哈顿银行和标准普尔证券评级公司。
按业外人士的看法，他这样的人就是“财神爷”，而且，是具有外国签证的“财神爷”，财大气粗、里外通吃，在网络时代炙手可热。
挟洋归来，汪潮涌开始主动交好“国产”网络精英，并且脱离了“买办”角色，自创公司，专为中国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提供投资和融资顾问服务。这怎能不让那些“不知明天的早餐在哪里”的网络掏金者感到惊喜？
成功富有戏剧性
1985年，汪潮涌在清华大学管理学院读书。一天下午，他跑步回来，看见副院长在门口等他，并小声对他说：“朱院长刚回来，带了个留学奖学金名额，我们研究让你去。”
朱钅容基，时任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分管技术改造。当时，他就强调培养和引进复合型人才，认为国内的引进工作经常是懂技术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不懂法律，懂法律的不懂金融，缺少复合型人才。去美国考察，他巧遇新泽西州州立大学的校长，带回来一个奖学金的名额，而这个机会幸运地落在了汪潮涌的头上。
1987年，年仅22岁的王潮涌经过十几轮严格面试进入大通曼哈顿银行，从此迈进了华尔街。他在大通银行纽约总部从事不动产融资证券化工作。两年间，他白天工作夜晚上学，不仅顺利取得金融MBA学位，而且在精英云集的大通银行做出了令蓝眼睛、高鼻梁的同行刮目相看的成绩。
1989年，汪潮涌在大通银行成功地进行了房地贷款抵押证券化工作，所进行的资产抵押债券获得债信评级机构的最高级别，大大降低了债券的利息即隔资成本。后来这一创新概念延伸进美国许多金融资产领域，如企业的应收账款、信用卡余额等。
1990年，标准普尔通过猎头公司把汪猎归其下。他担任标准普尔公司纽约结构速效债券部副主任，是标准普尔公司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高级职员。当时，他才25岁。
1993年，摩根·士丹利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急需具有广博的金融知识又兼具东方文化背景的人才开拓亚洲市场。汪潮涌进入摩根·士丹利的视线。
在摩根·士丹利，年薪不低
担任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的驻外公司副总裁和首席代表，汪潮涌年收入至少百万美金。按美国人评论华尔街惯用的一句话：“投资银行家的年薪比美国总统还高。”当时不到30岁的汪潮涌可谓达到了一个人生高点。
然而，他反对单以财富论英雄。在美国，总统获得的个人成就远非那些西装革履的银行家可比，收入差距只是因为总统就职于公共部门而投资银行家就职于私营部门，这并不说明他们在个人能力上有多大的差距。
在摩根·士丹利，汪的年薪不算低。不过，年薪在200万美元上下的摩根·士丹利高级职员有300多人，汪很难说自己已经很成功。
在华尔街呆久了，看到那些身无分文的硅谷冒险家们一夜骤富，汪潮涌再一次动了与其并肩的念头。
1998年4月29日，中南海紫光阁。摩根·士丹利总裁约翰·麦克受到中国一位领导人的接见，汪潮涌陪同出席。出来后，约翰·麦克兴奋地说：“中国市场大有可为，汪，你作为驻京首席代表前程远大。”汪潮涌平静地对他说：“很抱歉，我准备向您辞职了，在中国有了更令我感兴趣的事情。”总裁十分惊讶，很认真地挽留。但他去意已决，很快就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
汪潮涌自己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
第一、他不想要一个看得见的未来。一个华尔街上大投资银行的海外公司总裁会享受很高的年薪之外，还包括诸如住五星级酒店、出入坐最豪华的汽车、一年两次欧美度假、外加十多万元的驻外补贴等等。而华尔街上的高级职员也许在40岁时就退休，积累下几千万美元的个人财产是现实的。但是，华尔街是那些WASP(即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移民的后裔)们的天下，像摩根·士丹利，70年代以前甚至连犹太人都没有。就是现在，这些大公司里的黑人、少数民族族裔都还是很少的，而且地位不会太高。一个中国人在摩根·士丹利这样的跨国投资银行中，充其量也就是做到大中国区的负责人，以后的发展就很有限了。
第二、他要向杨致远、张朝阳们看齐。汪的创业热情很大部分是来自同辈人的压力。他说：“每个人的参照对象是不一样的，而我把杨致远、李泽楷、张朝阳、王志东这些人视作同辈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我都是站在同辈人的前列。当新经济到来时，我想，自己同样应站在排头兵的前列。”
创业的冲动促使他离开了摩根·士丹利，怀揣着一颗躁动的心，汪潮涌上路了。从五星级酒店搬到汽车旅馆。
为自己打工
去年5月，汪潮涌在国内注册成立了信中利公司，专司投资银行和融资顾问业务，而主要的对象是那些无缘结识海外投资银行家又被国内金融机构拒之门外的民营高科技企业。
去掉华尔街的奢华和高傲，拿出华尔街专业素养，汪潮涌开始为自己打工。过去，行必头等舱，住必五星级酒店，可现在，和国内的民营企业去海外融资，汪潮涌总是坐经济舱，住汽车旅馆，以替客户省下一些钱。不光如此，每次出行，他还要负责准备材料、预定酒店、安排出租车，在投资银行家的身份之外给自己封上一大堆诸如秘书、司机、翻译、导游等等职务，能上能下，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以至让那些几乎很少出国的客户感动异常，回来后就会以相当优惠的条件与他合作。
开张一年不到，信中利已直接投资15家美国硅谷和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并为近20家高科技公司任财务和融资顾问，所募集资金总额逾2亿美元。他还先后担任中华少年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朗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华在线网络有限公司等数十家高科技公司的执行董事或独立董事。
汪潮涌说，别看今天这些民营企业小模小样，可它们是未来新经济的中坚。而我仅仅凭着早入手就得以与他们为伍、做他们的顾问，这是我的幸运。以后的华尔街回归者恐怕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
要做中国的软银
信中利刚开业时，汪潮涌曾意气风发地向媒体宣布，自己要做中国每一家民营投资银行。时过一年，汪潮涌修正了当初的说法。他说：“那只是我的一个理念，而我现在是有三个理念，除去投资银行业务，我现在还要做风险投资和网络”。信中利刚刚组建了自己的中华资本网，汪潮涌是当然的CEO。
随着业务的进展和竞争的加强，汪潮通逐渐侧重于风险投资，因为风险投资的回报更高、竞争性更强。他宣称，从已有的业绩来看，自己现在是国内最大的天使投资人(以自有资金)。国内的一些风险投资人是将筹措的资金投入到项目中，他则是把个人的资金投进去。
他的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合作伙伴，信中利背后的投资群由于汪的如此做法而坚定了投资之心，他们相信汪对项目的筛选和孵化能力，更相信他对自己财富的爱惜。
汪潮涌的梦想是做中国的Softbank(软银)。他表示，如果以现在的速度发展，这个目标有可能实现。未来的一到两年，信中利投资的公司可能上市，到那时可变现的资金有几亿美金，如果再进行投资，就有可能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
1996年，汪潮涌还在摩根·士丹利时，与张朝阳同在光华大厦办公，每次聊天时都会听到张朝阳讲述在资金方面遇到的困难，他也经常看到张朝阳一次次放下手边的工作去海外融资。那时，他对张充满了爱莫能助的惋惜和兼意，因为摩根·士丹利是不做那些小项目的。现在，他终于可以用自己多年的积累对民营高科技企业进行投资，那种感觉真的像孙正义指点江山一般畅快尽兴。
汪潮涌简历
1984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获管理工程学士学位。
1985年赴美国留学并获美国罗格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和金融博士候选人资格。
1987年进入大通曼哈顿银行纽约总部从事不动产融资与金融资产证券化业务。
1990年进入标准普尔评级公司，担任纽约结构融资债券部副主任。成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位标准普尔高级职员。
1992年，在美国《债信评论》上发表的《企业破产概率与债信变化》报告，获标准普尔年度总裁奖，并入选《普尔工商名人录》。
1993年，受聘于摩根·士丹利，由纽约部派往香港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任高级经理，负责中国公司股票融资业务。
1995年被提升为亚洲公司副总裁并调任北京代表处，任首席代表。
1998年5月从摩根·士丹利辞职，并担任国家开发银行的局级投资银行业务顾问。
1999年5月创办信中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美国融资投资控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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