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民营企业家二代将创维的黄宏生称誉为"伟大的企业家"。
也正因为创维是１６年间闯进彩电三甲中的唯一一家民营企业，黄宏生才被众多感同深受的民营企业家视为榜样。
从黄宏生对民营企业生存状态的描述，以及创维今天的良性运转，不难看出，面对企业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所带来的痛苦，黄所采取的态度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是谓大勇。而这种孜孜以求，或许正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共性。
如果不深入到创维的成长生涯中，人们也许不会知道，这个以一家小小的贸易公司为起点，只用了１６年时间就闯进国内彩电制造业三甲之列的企业，曾经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如果不深入到黄宏生的成长生涯中，旁人也很难想像，这１６年的时间里，他曾经几次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
是什么让创维渡过了难关？是什么让黄宏生在痛苦之后能够坚持自己，并改变自己？
黄宏生谓之为大勇。贯穿在１６年间的所有事件，就是在无绝期的征战中所磨砺出来的大勇。"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正是这种勇气，让企业家眼前的挫折一次次变成足下的踏脚石。
２００４年３月，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黄宏生提交提案，呼吁"给制造业的企业一定科研性的税收返还"，以"把科研投资的方向从主要投向科研机构转为主要投向企业"，来防止产业技术"空心化"，并由此改变中国的产业命运。
与黄宏生对话：
勇字当头
赢周刊：听说您下乡当知青的时候，干过很危险的工作，那是什么工作？
赢周刊：那时候怕不怕？
黄宏生：不怕。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一点恐惧。或许是因为当时有一种使命感在里头。那个时候农场的劳动强度很大，很多知青都熬不住，我是从小在乡下磨练过来的，所以顶住了，而且干得还不错，后来就被选为农场的团委书记，再过不久，又被任命为黎母农场分场的场长。
赢周刊：在您的人生选择里，第一个转折点可能就是当初您放弃仕途去读书。是什么让您有这么大决心的？
黄宏生：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几乎是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马上决定参加高考的。虽然当时时间很紧，差不多只有一个月，但我还是很果断地把我的报名表送上去。当时很多领导都觉得我不开窍。因为那时候我虽然只有二十出头，可是已经是一个分场的场长了，而且有关领导很看好我，把我列为重点培养对象。但是我决心已定，最后还是选择了这条路。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觉得获取知识比熬仕途更有意义。
赢周刊：当时有没有想到以后会成为一个企业家？
黄宏生：没有，我并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会进入制造业，当一个企业家。但当时我认定自己一定是要读大学的，如果这一辈子不能进大学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自己的。我复习了一个多月，几乎是通宵不睡地看书，结果，我考上了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这次辞官读书是我人生的第一次主动出击，我后来搞高新技术企业就是在那几年奠定的基础。
赢周刊：您毕业后的单位是隶属信息产业部的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应该是个很好的单位，后来为什么又离开了？
黄宏生：当时那确实是个很好的单位，有钱赚，员工的待遇又很高。但我进去后却觉得很失落，因为那里没有我的用武之地。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到哪里都是天之骄子，可是在那儿人家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他们认为贸易这行谁都可以做，没有人重视你的专业知识。当时摆在我眼前有三条路：调走、考研或者在那里干出点名堂。前两者都是逃避现实，不符合我的性格，所以我选择了最后一条路。当时我对市场的观察已经很透了，觉得公司在电脑这一块不够重视，于是我打了个报告，要求成立电脑事业部。我的计划是：先从新产品的研发入手，然后引进技术，再直接服务企业，最后可以自己进行生产。领导看了我的报告之后，眼睛一亮，觉得这个创新很有发展前景，就拨了２００万元让我带头去干。那是１９８４年，国内电脑市场才刚刚打开，一台电脑可以卖到５万元！我在各个单位挖到了十几个７７、７８级的大学毕业生，建立了我的团队。我亲自带队在"联想"、"四通"摆摊，参加各种展销会。这一年里我们这个团队净赚了２０００万元。经过这件事，全公司不但对我改变了看法，而且也扭转了对大学生的看法。不久，我就从电脑事业部的经理升为公司的常务副总，算是一个副厅级的官了。
赢周刊：那一年你多大？
处小富即安的顺境时，却不满于现状，因为进取而毅然放弃安稳；处于柳暗花明的工作逆境中，不但不逃避反而迎头而上进军未知的领域--这正是勇者的本色，也是勇者所以成功的原因。--记者
正因为是野生的，所以有生命力
赢周刊：２８岁做到副厅级，在官场可算是前途难以限量了。为什么后来还是选择了自己出来创业？
黄宏生：虽然在仕途上是升了官，但在事业上，我却越干越觉得面前的路走不通。按理说，公司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进出口的任务也越来越重，利润每年都要翻滚，这就要求大型机电产品非出口不可。但国营企业的产品当时无论在质量、包装还是试销对路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这些干外贸的在洋鬼子面前挨骂，因为包装不过关；但国营厂家可不管这个，他们内销外销都可以，出不出口根本不在乎。我们夹在中间可为难了。因为体制的原因，尽管我们疲于奔命，但仍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当时我就想：如果我手里有产品，我就能按市场的要求改进。只要我的产品比别人好，我就能占领市场。那是我第三次决定变被动为主动，这次大转折让我走上了实业家的道路。大概在１９８８年左右，国家改革外贸体制，把进出口权下放到企业，我主动放弃了副厅级国家干部的待遇，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小公司，注册时定名为"创维"，那是创造性思维的意思，是这个企业使命的内涵。
赢周刊：一开始就挺进制造业了吗？
黄宏生：不是。我们最开始还是做贸易，因为我对制造业还不熟，而且一时也还找不到可以生产的合适产品。还有就是制造业需要大笔资金、技术和管理人员，我当时既没有那么大的财力，也没有足够的人力。不过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有一次我到东北出差，住在招待所里，当时的电视都不是遥控的，换个台得从被窝里爬出来，这么折腾几次，害得我感冒。当时我就想，要是电视是遥控的就方便多了。后来我在一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那里见到他带回来的一台遥控的日立纯平彩电，登时眼睛一亮：我马上预感到将来中国也将是遥控电视的天下！我把遥控器拆开分析，搞清楚以后，就开始设计和生产。没想到这生意出乎意料的顺利，国内成千上万要改装成遥控的电视都需要遥控器配套，而有当时这个技术能力的中小型工厂却寥寥无几，他们只得来买我的产品。我就这样用遥控器这小东西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也打开了我制造业生涯的道路。
继生产遥控器之后，我们又开发了丽音解码器，这是一种可以接收丽音广播信号的机顶盒。再后来我们又开发出彩电等电子产品。这时我们已经建立起很好的现金流，在银行界也有了很好的信誉。这一路走来虽然也存在着无数挫折和失败，但在我们团队的努力下，我们终于在制造业站稳了脚跟。
赢周刊：创维发展历程一个很大的飞跃点是收购香港"讯科"集团。当时创维已经有这么雄厚的资金储备了吗？还是因为得到了政府之类的支持？
黄宏生：没有。民营企业是野生的，要生存下来很辛苦，没有像国有企业那样得天独厚的政府支持。政府最多也就是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最终还要靠我们自己。中国的民营企业的成长过程是十分艰难的，一个制造业民企的成长过程也充满了坎坷--而我们创维就身兼这两种痛苦。但也正因为我们是野生的，一旦生存下来就具有很顽强的生命力，不是一阵风雨就可以把我们打垮。
世俗的眼中所艳羡的道路未必是适合自己的道路，官场上的亨通也并不代表真正事业的顺利。但敢在可掌握的航道上急流勇退，扬帆驶向不可测的海洋，则非勇者莫敢为。--记者
企业家是要耐得住诱惑和寂寞的
赢周刊：您从一个小小的遥控器发家，到去年创维的销售额已经达到１２０个亿。而且今年深圳发展银行还公开承诺授予创维６个亿的信用额度，可以说创维现在在资金上是比较充裕了。那下一步创维要怎么用好这些钱呢？有没有考虑开拓彩电以外的行业？比如通讯业。
黄宏生：创维一直采取比较稳健的经营方式，一直不愿意欠账。去年虽然做到了１２０亿的销售额，但我们没有一分钱的银行贷款。但是现在我们面临一种新的发展机会。所谓的世界三ｃ--也叫做三网合一、三点合一--派生出很多运用型电子的产品，比如说ＭＰ３、数码相机、刻录ＤＶＤ等各种无线设备，以及各种从ＰＣ派生到家电的技术。这些产品种类虽多，但它们的背后最关键的核心技术只有两个：一个是半导体技术；一个是平面显示技术。这一块是我们创维所致力的、要重拳出击的地方。
我们的企业界一直在忧虑，中国的组装工业表面上似乎很发达，甚至还叫出了"世界工厂"的名号，但核心技术大多还掌握在外国人手里。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也有重点的投资，能够在未来的十年使中国的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有一个突破。至于具体的项目，那还在其次。现在是有一两个重大的发展机会，但做企业家，有时候是要耐得住诱惑和寂寞的。不是有点钱就三下两下就搞完了。创维这么多年的经营，一直都采用比较稳健的理财方式。我们不会像一些新兴企业一样忘乎所以地去乱开发市场。现在我们要做的主要是运用我们强大的资金储备支持上游技术的开发，这无论是对创维来讲还是对中国企业来讲都是最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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