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功权的风险投资历程

与国际对接的人——王功权的风险投资历程

功权，1984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管理工程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之后任职于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企业宣传处。1988年辞去公职赴海南，先后任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老城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海南省海口市秀港工业公司经理；1990年任南德集团天津投资公司副总经理；1991年任海南农高投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实业集团前身）副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任万通实业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裁兼美国万通公司董事长。1996年至今任万通实业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执行董事、万通国际集团董事长，并兼任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投资主管。

---- 一百年前的革命者远渡重洋到欧洲，带回来的是各色的思想和主义；今天的“革命者”飞赴美国，带回来的东西却更为实际，这就是高科技创业和风险投资。今年38岁、管理着万通实业集团38亿元资产的王功权，就是这样的一小群人中的一名先行者。

失败的“洋务运动”
　

---- 王功权与万通实业集团的历史开始于1991年6月。其时，王功权与万通实业集团现任董事会主席冯伦等四人来到海口市，以3万元资本开始了万通实业的创业历程。由于正好赶上海南的房地产热潮，结果，公司发展超常顺利，到1993年时就赚到了3000万元。“实际点说，我们是当时泡沫经济的一个受益者，”王功权说道，“连当时给我们做饭的小女孩炒房地产都赚到了200万元。这么快的资本积累速度极为不正常，我们当时意识到一家企业如果一直沉浸在这样一种暴利氛围中并始终持有这样的暴利期望是肯定会出问题的。这样，到1993年宏观调控之前，我们整个集团就开始从海南向内地进行战略转移，并先后进入北京、上海、西安等中心城市。由于我们反应比较快，措施比较及时，所以也就成了海南房地产狂潮过后少数幸存的几个企业中的一个。”

---- 这次成功的战略转移，使得万通实业集团到1995年时所管理的资产达到了48亿元的规模。然而，与所有国内同类型的民营企业一样，随着集团规模的迅速扩张，资金不足、专业化水平不够以及管理不善等问题也出现于集团内部。“我当时的一个明显感觉就是，这类企业，包括它的企业家，如果不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恐怕也就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王功权说道，“因此，我就主张在集团内部引进西方的管理模式。在这方面，我们管理层内部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因此有些人就戏称我为‘洋务派’。但由于种种原因，我的‘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那些引入洋管理模式的项目也都先后死掉了。这段经历使我深刻认识到加强企业专业化管理的极端重要性。”

---- 1995年，为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集团业务再上新台阶，万通实业集团开始尝试引进职业化管理人员来管理集团业务。“当时，我也是觉得自己离真正的企业家的距离还很遥远，所以决定要到美国去学习。”王功权说道，“这样我就下决心卸下集团的管理担子，于1995年下半年去到了硅谷。”尽管这期间有些反复，但王功权终于在1996年11月8日正式辞去了万通实业集团总裁的职务，并被万通集团任命为董事局名誉主席。

硅谷，初识风险投资
　

---- 在王功权去硅谷之前，万通已经在硅谷成立了美国万通公司, 而王功权是美国万通的董事长，当时的总经理则是后来亚信（Asiainfo）的副总裁刘亚东。“当时我想既然是要到美国学习新东西，那就应该去硅谷，因为硅谷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并领导着整个世界的科技。”王功权说道，“因为我当时是以一个比较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老板的身份到硅谷的，所以很快就结交了许多留学生朋友和硅谷的一些风险投资家，这也使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熟悉了硅谷高科技创业和风险投资的机制。因此，半年过后，我就决定加入风险投资的行列。”


---- 但是，在投资给亚信之后，王功权随即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万通董事会对风险投资概念并不理解。“当时，董事会中就有人质疑：你这投资每年的分红是多少？”王功权说道，“我说这要几年之后通过股权交易才能套现。随即这边就质问我说，每年没有分红的事情你怎么能去做呢？因为当时我们刚刚懂得一个理念，就是投资要有分红，而且每年的投资收益率要作为考核是否可以投资的一个指标，所以对风险投资他们当时理解起来很是困难；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既然是唯一投资者，为什么我们不控股呢？他们怎么会值那么多钱？这不是相当于拿钱给别人玩嘛！在当时这种认识上的差距很难仅仅用讲道理的方式来缩小。所以在董事会集体的压力下，为要证明这件事情可行的唯一办法就是我把这个股份卖掉，看看它是否能增值。当时董事会也希望我卖掉股份：既然赚钱了，你又不懂技术，那为什么还不快卖？”

---- 这样，为使万通董事会对风险投资获得信心，王功权只好忍痛开始考虑套现问题；当时亚信因为已经挣到了钱，而且企业发展速度也比较快，因此也有回购股份的想法。这样双方一拍即合，在王功权投资8个月之后，亚信就用自己的50万美元回购了股份。“一般来说回购应该是企业的一种主动要求，这样投资方就可以以更好的价格将股份卖掉。”王功权说道，“但当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一点小农意识，亚信回购之后，就把我们投入的本钱还回来了，增值的部分则作为一年期的借款，当时谈定的是一年后还本付息，利息则是有多少给多少。”

---- 经历这一次成功的投资和套现行动之后，万通董事会终于理解并认可了风险投资这样的一种股权投资模式，而且亚信日后的快速成长对万通后来从事风险投资也是很大的推动。“到1997年，仅两年时间，亚信的价值就由初始评估的27万美元攀升到9000万美元，”王功权不禁有些酸涩地说，“1998年，田溯宁在北京见到我时，还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当初不退出，现在的权益就已经是600万美元了！”

“我们只投留学生”
　

---- 成立于1994年7月的万通国际集团，由于对亚信的成功投资，在硅谷也享有了很高的声誉。继亚信之后，王功权和他的万通国际集团又先后投资了一系列企业，其中包括从事网络安全的诺方公司（Netfront Communications,Inc.）、JJ Mountain,Inc.、东方兴业网络教育服务有限公司（投资160万美元，占70％左右的股份）、eachnet.com(投资10万美元)、创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并与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共同投资了香港统一网络有限公司。

---- “我们这个投资资金的特点，”王功权说，“就是我们所用的钱都是万通集团自己的资金，不属于募集的资金，所以投资数额多少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基金的一个定位就是只投留学生，再一个就是仅限于IT行业，第三个就是只做最初始的（Start Up）投资。很多留学生在美国的典型生活方式，就是一对夫妻、两个孩子、两部车、一座房子和一个花园，一般来说自己生活的未来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因此很是缺乏挑战。他们也想创业，但往往因为他们都是在公司里从事研究工作的缘故，缺乏用于启动企业的创业资本；另外他们在中国也没有什么社会资源，而恰恰在这两点上我们都可以给他们提供帮助。国内除了民营企业家的关系我们都非常熟之外，我们还拥有政府的资源、行业的资源；另外在中国运作的企业，在什么样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会比他们更有经验；因此我们在硅谷就非常地受欢迎。”

脱胎换骨的转变
　

---- 从国内的房地产业民营企业家到硅谷的风险投资商，王功权的角色转变的跨度之大使得他自己感觉犹如脱胎换骨一般。“这种变化包括投资的理念、运作的方式、看问题的视角等许多方面，”王功权说道，“在做房地产时，假如说你不是满身匪气的话，企业是根本拉不起来的，其结果就是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都变得胆子非常大，什么都敢干，每天都是气吞山河、壮志凌云的模样；而当我开始从事风险投资工作之后，与从前相比，人就变得相对来说比较严谨、比较理性，也比以往更注重操作细节、策略联盟和合作，而且更加尊重知识的价值。我之所以做出这种种努力来完成这种转变，就是要早日拿到进入21世纪的门票，而我们以往的那种方式肯定是不会有出路的。”


风险投资经验谈
　

---- 有着近五年风险投资履历的王功权，差不多遭遇过风险投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在中国做风险投资，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政策。”王功权说道，“国家的相关政策不配套，给创始期的风险投资带来很多未来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团队问题。国外进来的风险投资商都在四处寻找CEO、CFO甚至是CKO，尤其是Internet领域非常缺人，但缺的是那种能够适应于干的人。所谓能适应于干的人，至少要具备基本的团队所必须的几个理念。理念之一就是要把一件事情当作一个赚钱的行为，而不能当成自己的一个终生的事业。国内的许多创业者宁可使公司的发展受到局限，也不愿退下来让更专业的人来干；而硅谷回来的人就不是这样，他们更为理性，在股权问题上斤斤计较，寸土不让，但当把自己的权益安排好了之后，谁能够使这个权益最好地增值，他就会让谁来干。这种理念就是绝不干自己不适应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