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饭馆不为别的，就是要养活一大帮子人，日子才能过得下去。”７０岁的郭培基谈到２４年前开饭馆的经历时，总说是为了“过日子”。
１９８０年，郭培基与妻子刘桂仙在北京翠花胡同开了中国第一家个体私营饭馆——“悦宾饭馆”，仅仅是因为“穷则思变”。
“我们两口子给别人做饭月收入不到１００块，五个孩子，那时找工作难，都待业在家，日子怎么过，想来想去，只有开饭馆。”他说。
后来，郭培基雇了１８个伙计，这２５口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就靠着饭馆的收入维持生计。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郭培基这样的家庭在中国相当普遍——家里子女很多，收入却捉襟见肘，人们不得不为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而操劳。
１９８０年，中国人口已达９.８亿，但耕地面积却并无明显增加。经历文革后，国民经济萧条，困难重重。如何让这么多中国人过好日子？这成了摆在中国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面前的难题。
１９７８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了历史转折点。会议第一次提出要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１９７９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要搞多赚钱的东西，可以开饭店、小卖部、酒吧间。
于是街上走南闯北的生意人多了，练摊做买卖的也多了，郭培基说正是这些人成了饭馆的主要客源，带来了收入。
不久，很多外国使馆的官员发现这里的饭菜味道好价钱低，就经常光顾，他们的到来拉动了价格，小饭馆生意日见红火。
“当时美国使馆有个人还画了一张简易地图，指明从使馆区到饭馆的路线，印了很多份发给其他使馆，不少老外都来。”郭培基说。
现在饭馆主人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全家总资产超过８００万元，包括６辆汽车，一家木器厂，一家古玩店，两家餐馆和几处房产。当初郭培基开饭店的本钱不过是从朋友那里借的几十元加上银行贷款５００元。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一直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追求，然而在过去的两百年内，这个朴实的愿望竟是那么遥不可及。
悦宾饭馆所在的翠花胡同在上世纪初是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北京党部所在地，小小的胡同见证了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到民国初期中国的革命者为抵御外侮、富国强民而顽强奋斗的历史。
这条胡同也紧挨着旧时中国皇帝居住的内城。一个世纪以前爆发的革命终结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现在这里是一座草木葱茏的皇城根遗址公园，中外游客只能从导游的解说词中想象这里曾经的辉煌与沧桑。１９４９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写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
当时年轻的郭培基也是其中之一。共和国首都百废待兴，各行业急需人手。１９５１年，他从４００公里外的河北农村来到北京，学习厨艺。
现在，中国推行市场经济，人们已经习惯在远离家乡数千公里外的城市工作和生活，几乎不受限制。郭培基曾经在北京饭店当厨师，为国家领导人做过饭。他说，当时的工作是项政治任务，工资不高但是在为革命做贡献，他因此感到很光荣。今天，中国人开始购买住房、汽车，花钱在教育、医疗、旅游、娱乐上面，他们工作往往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
郭培基经常回忆饭馆开张那天的场景，“胡同里外挤满了人，外面也围着人，太多了，有抱着孩子的，提着菜篮子的，还有推着自行车的，还有记者，北京的，美国的，日本的，一拨拨的来，大家都觉得很新鲜。”二十多年后，国营饭馆在中国几乎绝迹，但任何一家私营企业的开张再也不会造成当初这种万人空巷的轰动。个人投资与私有财产在人们看来已是理所当然。最近二十年，中国几次修改宪法，增加了国家承认并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护私有财产等内容。私营与外资企业已经成了高收入的同义词，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小小的悦宾饭馆并没有多大改变，以现在的标准看来甚至有点简陋。郭培基说他并没有扩大经营的打算，因为孩子们都已自立，他很知足，只想维持现状。
郭培基说他文化水平低，既没有精明的商业头脑也没有高超的管理水平，除做饭以外别无长处。至于为什么能有今天，他自己也糊里糊涂的。而研究者们更愿意把这个普通农民的成功归结为历史机遇的造就。农民、学徒、厨师、老板，邓小平的政策让一个人扮演更多的角色成为可能，人生经历变得丰富，允许甚至鼓励更多人为追求个人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中国大地从此显得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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