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一毕业，父母无力供我上高中，我便开始接过父亲手中的熨斗。每天，我都要到各大机关的传达室收人家送来的脏衣服，然后用大包袱皮儿包成一个大包，背回家去。到家得二里地，每回到家我都是满头大汗。后来父亲心疼我，给我一毛钱，说去时走着，回来背着包袱又沉又累，可以坐两站车。我说不用，我扛得住，但是父亲不同意，说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儿，弟妹还小，家里还靠你帮着挣钱糊口呢。
第一次坐车时，就遭了人家的白眼儿。我因为扛了个大包袱，几次上不去，包袱卡在门口。最后还是下面的人推了我一把，才上去。上了车又没地方放包袱，车内也是人挤人。这时就听有的乘客说：“这么小的孩子扛了这么大的包袱，他的父母也真舍得。”
说话间，车到站了，又上来一拨人，由于我的大包袱堵在门口，上来的人没地方插足，售票员急了：“那小孩，把包袱往里拉，快点儿，听见了没有？”我赶紧往里拉了拉，但是没有效。就听售票员说：“小兔崽子，真耽误事！”我一听就急了：“你骂谁呢，你是老兔崽子！”售票员说：“你找抽哪？”我说：“你抽一个我看看，我宁让人打死也不让人吓死！”这时候，由于乘客的相劝，售票员才不言语了。车到站我该下车了，动作慢一点，那售票员又吼起来：“快点，等着往家送哪？别跟下飞机似的！”说着，一脚把大包袱踢出车门。回到家说起这件事，父亲气得直拍桌子，母亲则劝我，说这不算什么，今后沟沟坎坎的事儿还多着呢。要学会对付他们。她还说一句让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格言：对困难的回答是战斗，对战斗的回答永远是胜利，对胜利的回答永远是谦虚。
几年以后，父亲的腰弯了，背驼了，两只手由于整天泡在水里，又红又肿。1976年，他得了糖尿病，不久又并发肝炎，没几年就去世了。从此生活的重担就完全压在我和母亲身上。母亲从街道上找来一些方巾，然后用各种颜色的棉线，对方巾上的花草进行挑补绣。每天她都忙到很晚，有时我们都睡醒一觉了，还看见她在灯下一针一针地缝着。我心里暗下决心：“妈妈，我一定拼死拼活地去挣钱，一定要让你和弟弟妹妹有一个好的生活！”
(一)
给人家洗衣服，挣的是辛苦钱。当时洗一件上衣，熨好，才向人家要8分钱。洗一条裤子，熨好，要1毛钱。当然，呢子料子的衣服稍微贵一点，但也贵得有限。几年下来，仅仅够吃饭。后来，街道上办起了裁剪学习班，我听说后马上报了名。当时我就想，要是学会了裁剪，那比洗衣服挣钱多了。于是买来好几本裁剪书，找来一些报纸当布，试着剪裁起来。应该说裁剪当中我废了不少布。有一次我给人家做外套，其它都裁好了，就是袖子老裁不好。那人穿在身上，老觉得腋下多一块，胳膊放不下来。于是，我就试着往下剪，剪下一圈，还多，又剪下一圈，还多，就这么着，剪下十多圈，总算合适了，才把袖子缝上去。
不久，我就不干洗衣工作了，开起了裁缝店，什么活都接。这么说吧，除了鞋不做，身上穿的戴的什么全做，包括帽子、围巾、上衣、裤子甚至内裤。由于我做得又快又好，街坊四邻有活就往我这儿送，活源不断。一年四季几乎没有抬头的时候，缝纫机每天哗哗地响。到晚上，蹬了一天机器的腿又酸又疼。自然收入也渐丰。终于有一天，我望着小山似的衣料，发起愁来，一个人干不了了，干脆办个公司吧。
80年代初，还没有个体户这个说法，政策还不允许个体经商。我就联系了五个老街坊，搞了一个地下制衣组，叫五星制衣组，算是个集体企业。每人出资200元，买了两台缝纫机。组里唯一的男性成员拍胸脯说他认识一个服装厂，可以从那儿要点儿加工活儿。没过几天，他真的从服装厂搞回一批布，要我们马上做100套童装。我们几个女同志加班加点，不到一个月，100套童装就赶出来了。送到童装厂，当时就点钱，当月就分红，每人200元。尝到甜头了，我们就商议给人家服装厂的供销科长一点好处。礼物不多，一来表示谢意，二来联络感情。那时候的人心眼儿都不坏，供销科长也就是喜欢抽抽烟，喝几口二锅头。
好日子刚开头，没想到闹起内讧。到年终结算时每人都分了不少。但是那个跑业务的男性公民不乐意，对我说王姐，你们也太那个了，业务都是我跑来的，怎么着我也是你们的一倍呀。一倍？我一听吓了一跳，你要是多拿一倍，我们姐儿几个就得少拿一半。我对几个姐妹一说，她们也是大眼瞪小眼：他不就是动动嘴巴吗，活儿可全是我们几个姐妹干的。再者说了，开始出资他也拿200元，也没比我们多出呀。
我把大家的意见向他一说，他说王姐，没事儿，既然大伙儿不乐意，就自当我没说，就这么着吧。我以为这件事就算平息了，没想到，他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了。他一走，活源也带走了，几个姐妹说离了他地球还不转了？咱们也到服装厂找那个供销科长去要点儿活儿不得了？好容易找到那个服装厂，人家说科长调走了。把来意跟人家一说，能不能给点活儿，人家说那怎么行，我们是国营企业，怎么能和你们个体户联手？
(二)
没了活儿源，五星组变成两星组，一下子走了三个人。我和剩下的小董一商议，这制衣组还得接着干，但是干着干着自己也觉得没劲：不是三天两头没活儿，就是有活儿也不过是两件衬衫一条裤子。
一天我正低头做一条裤子，来了一位妇女，戴着眼镜，很斯文的样子。她说要做一身套装，并铺开一张纸，要求按图制作。我一看，那张图纸只画了一个外型，并不是正规图纸。不过我一看就明白了，这位妇女画得很独特。没用三天，我做出来了。取活儿的时候，她现场一试，真是光彩照人。我说你设计的样式真好。她说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每个人都追求美，人人需要自己个性的美。你应当做一些充分体现个性的服装。
这位妇女走了以后，我反复琢磨她的话，是呀，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过去一身蓝，一身灰的衣服不时兴了。中国的服装向来封闭严谨，古代妇女连露出胳膊都被视为非礼，更残酷者，还有过缠足束胸的风尚。然而现在，袒胸露背的上衣，明显地勾勒出人体的紧身透明的衣裳，以及膝盖以上的超短裙，都时兴了。这说明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了。其次，实用性减弱了，装饰性增强了。还有，性别区分模糊了，相反追求突出了。现在有许多服装已经男女不分了。宽大的羽绒衣夹克之类不用说了，紧身的牛仔裤、巴拿马裤之类也不罕见。大红大绿的花衣裳偶尔也出现在须眉男子身上。而方头利角的皮夹克，也成了窈窕淑女的时髦。更有趣的还是发型，男子的越留越长，女子的越剪越短，加上她们背心式的衣服一穿，在后面看的确看不出男女。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追求个性化的妇女设计制作精品独特的服装呢？现在专门为白领妇女做衣服的不多，都是大路货，我为什么不钻这个空挡儿呢？
我和小董一商量，决定注册一个公司，就叫白领服装有限责任公司。
(三)
新一轮的招兵买马又开始了。这回我找的全是服装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而公司的启动资金也都是我八方筹措的。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这一步走对了。这有点像孙悟空。孙悟空跳花果山、水帘洞的时候，他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仙境。但是它敢跳，结果它一跳进去，哇，真美哉。在特定的时期，勇字决定一切。别人没跳，我跳了，差别也就在这里。
我顺应了潮流，迎合了市场需求。一般来说，我设计的衣服是独特的，做出来也不超过5件。这就使那些富婆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正在这个时候，小区里住进一个荷兰人，他是来小区教英语的。这个人长得很英俊，对人也很有礼貌。不知怎的，他只来店里两次就开始向我求婚。人们都说，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可我不知道他在荷兰的情况，父母是干嘛的。后来有人出主意，托中国驻荷兰的大使馆帮忙了解一下。我心说，咱们一个小人物还能托大使馆办事吗。没想到小区里一位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志帮了忙。不但从荷兰了解了这个人的情况，还带来他们家的照片。原来，他们家父母也是服装设计师而且在当地还颇有名气。结婚以后，我去荷兰三次。他的父母一听我们是同行，非常高兴，把荷兰时装、荷兰布料介绍给我，并带我到市场上去看各种服装。
人们常说，现代人做事要想做得出色，就要学习。我常常废寝忘食，看许多服装设计方面的书。那时关于外国服装资讯非常少，我丈夫就从荷兰带回大量的有关服装书籍和光盘。让他翻译过来我一页一页地读。后来，我的洋公公还专程来中国，给我带来大量的布料。我就把布料挂在店里，一些富婆见了非常高兴非常喜欢，经常挑布让我设计。我就根据每人的身材和气质设计不同的服装。有一位白领小姐在我店里做一身套装，用的是荷兰的布料，穿在身上不仅气质非凡，而且衣服非常有质感。凡是见到她的人无不说好。一些节目主持人也来找我，指名要仿做一套。但是那位小姐事前有约，不能再给第二个人做同样的套装，并且给我一笔不少的封笔设计费。所以我就对主持人建议，你可以不做套装，做旗袍也很好。我就结合在荷兰见到的中国旗袍，十分独特地精心设计了一件旗袍。这位主持人穿上之后也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妇女也纷纷登门做衣服。这时候我就想，顾客是越来越多了，名气也越来越大了，自己要更加精心地设计，决不能出半点纰漏。
这天来了一位小姐，下了宝马车，直奔店门口走来，身上的貂皮大衣在阳光下发亮。小姐推门走进来，也不打招呼，只顾低头看布料，从头看到尾，从左看到右，最后捏着一块荷兰布料用手捻，闭着眼仔细用心体会，然后扯着布料，借着门口的光亮看，回头对我说，老板，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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