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让我们以中国特色的方式既做企业家，又当明星吧。”
——张朝阳
2004年1月8日，“2003中国大陆百富人气榜”在上海发布，搜狐总裁张朝阳在这一排名中位居第二。
接受采访时，张朝阳说：“在当代中国，追求财富是一种道德。企业家是光荣的、高尚的、时尚的，不只有帮股东挣钱的责任，社会还赋予他们展示和领导潮流的义务。在一个越来越商业化的社会里，知名度与财富、成功越来越能划等号。那么，能当明星何乐而不为呢？况且，当明星对企业品牌也是一种带动。让我们以中国特色的方式既做企业家，又当明星吧。”
这好像是中国的企业家第一次坦白地承认自己愿意当明星。
正如张朝阳所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越来越商业化的社会。
20年前，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知是不是从此以后，财富崇拜越来越主导了我们的价值观。无论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很多人都还来不及想“共同富裕”以后的事。
在这种背景下，排除钱权交易、钱色交易、坑蒙拐骗、走私贩毒等等不正当谋取财富的方式，确实有很多企业家堂堂正正地走在通往财富的道路上，领导着时代潮流。
早在1980年代，中国农村就涌现出许多发财致富的明星。如今□以张朝阳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们成为明星只是合理的延续而已。
这些人中间，有人并不愿意做明星，却不得不成为明星；有人心甘情愿地与公众配合，甚至做交易，惟恐自己成不了明星。
2
“执行力低下是企业管理中最大的黑洞。”
——周厚健
2004年初，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海信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执行力不强。
“执行力低下是企业管理中最大的黑洞。”周厚健如此感叹。
也许就因为周厚健的这番话，令执行力问题在2004年备受关注。
在此之前，比尔·盖茨曾于1990年代初说过：“微软在未来10年内，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执行力。”
周厚健能发此感叹并被人记住，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正说明海信的规模和品牌影响力正在破壳新生，传统的、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制约、体制障碍，已经不再是影响该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从而使周厚健可能与比尔·盖茨、郭士纳等人感受到同样层次的问题；从消极意义上讲，因为执行力的困扰，海信的明天不知会是什么样子，而海信的今天则必然是中国更多企业的明天。执行力会是中国企业跨越不过的一道坎吗？
不过，也没必要对执行力问题大惊小怪——如果微软和海信的执行力都不强，那就让执行力不强好了。
3
“全球化这条路一定要走，今天不走，明天也要走。”
——李东生
2004年，被人们称为ＴＣＬ的“蝶化”年。
7月29日，ＴＣＬ与法国汤姆逊合资组建的企业在深圳正式挂牌运营；8月31日，ＴＣＬ与阿尔卡特共同成立全球手机公司。
相隔如此之短的时间内，ＴＣＬ两大主营业务以令人惊讶的并购方式实现了国际化的跨越。好心人替李东生捏了一把汗：步子会不会太大了！
李东生没有正面回答这种担心，而借此谈了他对企业发展的长远构想：“未来的企业必须是全球化企业，中国的市场大，全球的市场更大。全球化这条路一定要走，今天不走，明天也要走。”
李东生讲了一句大实话，其实，对中国企业而言，全球化已经不是今天或明天的事情，而是昨天的事情了。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年。这意味着至少在三年前，甚至从中国对外开放的1980年代起，中国相当多的企业已经搭载着跨国公司之列车，驶上了全球化这条不归路，尽管是带着一点被动。
当然，被动不表明失败，主动也不意味着肯定成功。正因为如此，担心才显得很有必要。
收购成不成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当然看不出端倪，如同一对男女，结婚之初很难给他们的婚姻质量打分。
但我们总体上还是应当对此持有乐观态度，因为ＴＣＬ和联想毕竟是破茧传统体制的先驱，是市场经济催生出来的勇士。他们的成功是我们所望，即便不幸失败，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极佳的经验教训，替其他中国企业缴了学费。
因为李东生就曾表示过，ＴＣＬ就是踩着用“烈士”遗体铺平的道路走过来的。
4
“不分股权或者说不会分股权的老板，肯定不是好老板。”
——郭凡生
2004年4月，慧聪国际总裁郭凡生在一次讲演时表示，慧聪之所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关键在于企业实行了全员皆股东的理念。
郭凡生说：“让有才能的员工成为公司的老板，这是知本经济的规则。不分股权或者说不会分股权的老板肯定不是好老板。
在年末的一次论坛上，郭凡生放言，3年后争取让慧聪再诞生100个百万富翁。
慧聪由一个起步资金只有14．8万元的小公司，发展成目前市值超过10亿港币的网络企业，这本身给郭凡生的话增添了说服力。
大概所有企业的员工们，都希望自己的老板能“学习郭凡生好榜样”。
做企业为了谁？企业老板可能经常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尽管答案不尽相同，但也无非是在员工、社会、股东几个选项中绕圈子，在客观上，这几方面的利益都得照顾到才行。
尤其对于郭凡生所说的“知本型企业”，怕是真得将员工利益往前放放。因为，这类企业的特征是：企业发展最重要的依靠是员工的智慧，而智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作为老板，你可以拥有员工，但却未必能拥有他们的智慧。甚至在你不知不觉中，员工的智慧已经被你的竞争对手或者员工自己利用，成为向你挑战的武器。
面对那些毕恭毕敬站在你面前、尊称你为老板的员工，你要做的是如何打开和拥有他们智慧的“黑匣子”。
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那就真学学郭凡生，让这些员工都成为老板吧。
5
2004年4月，朗讯自曝家丑，宣布解雇中国公司的4名高级管理人员——总裁、首席运营官、一名财务经理以及销售经理。
这事件将知名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商业环境“潜规则”下运行的尴尬暴露出来。
某外国官员感慨道：“现在很难让我相信，一个外国公司在中国获得成功，并同时能够保持手脚干净。”
此前，对于在华投资外企的职业操守，人们也不乏微辞，但批评对象多集中在港、台、韩、日的中小企业身上。对于一些来自欧美的全球知名跨国公司，大家则是褒奖有加，甚至认为它们是企业的道德楷模。
朗讯事件的意义在于，剥开了知名跨国公司的道德面纱，使人们相信，企业的本性和目的就是追逐利润，如果没有法律的强硬约束，任何企业在合适的环境下，都会暴露出其本来面目。
可以肯定，有类似问题的不只是朗讯一家公司。在沧海横流的全球市场，一部《海外反腐败法》究竟能规范多少公司行为，还很难说。
当然，板子绝不应当只打在朗讯的屁股上，交易总是双方配合达成的，有行贿者就有受贿者。不记得看到过因朗讯事件而牵扯出中国政府官员的报道，但这里却明摆着连小学生都会推导的逻辑。
原朗讯中国的首席运营官关赫德对于自己被解职感到很委屈，因为他看到更多中国企业以更加赤裸的手段行贿而安然无恙。这种情况下，如果跨国公司独善其身、严循职业操守，竞争则是另一种不公平。
惟愿那位外国官员的话只代表他本人的偏见，因为在维护商业道德问题上，跨国公司与中国政府有着更高的共同愿望和利益。
“不会写作文的语文老师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
——韩志国
2004年4月，因为提出的专项审计要求遭董事长拒绝，乐山电力公司的三名独立董事拒绝对该公司2003年年报发表意见。
乐山电力的独立董事这种不甘沦为花瓶的举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独立董事种种怪现状的反思。
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表示，总体上，独立董事并没有发出真正的声音，中国的独董制度已经失败。
韩志国批评了学者担任独董的现象，“学者专家的知识结构并不能够胜任指导企业赚钱的义务。就像不会写作文的老师，偏偏要教学生写作文。不会写作文的语文老师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
根据上证报一份关于独董的调查，43．5％的独董来自于高校或科研院所，独董的构成以学院派占主流。
其实，比“语文老师不会写作文”更严重的问题是独董产生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独董不独立”现象。
另据上证报推出的一份独董调查样本数据显示：63％的独董为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名产生，超过36％的独董为第一大股东提名。
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是改变独立董事产生方式，引进公众股表决机制。谁有权产生独董，独董便会想着对谁负责，为谁谋利。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建立健全独立董事的问责制。道理上讲，独立董事既应当积极和勇于为中小股东说话，也更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换句话说，为中小股东负责就是为自己负责。
有分析说，伊利独董之所以要站出来说话，就是因为怕承担责任。
无论出发点是什么，只要有不同声音，就有好处。
7
“咱们民营企业，咱们中小企业，应该齐声呐喊，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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