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是一个美妙的过程。虽然有很多困难，但很享受。”这是孙小蓉的开场白。
办公桌旁的显微镜，是孙小蓉用来“看细胞的”。6年前，她第一次将癌症早期检测技术以及一套价值300万元的设备带回国内。如今，她管理着拥有150多名员工、几千万元固定资产的兰丁肿瘤早期诊断检测中心。
从研究所的学者到闯市场的商人，她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大转变。
不想做“技术花瓶”
孙小蓉的人生轨迹是一个典型的“海归”成长过程：1977年考入武汉同济医学院医学系，8年读完本科和硕士，接着到国外留学，博士、博士后，又是8年。到1996年被聘为加拿大BC肿瘤研究所研究员，孙小蓉一直生活在学校和研究所。
在加拿大BC肿瘤研究所这个产生过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的地方，孙小蓉参与研究肿瘤早期诊断技术。她发明的经分离纯化后的痰细胞成分用于肺癌的诊断新技术，使许多肺癌患者能在早期被诊断出来。
随着对这项技术的不断深入研究，孙小蓉意识到除肺癌早期诊断技术外，用同等原理还可进行其他肿瘤早期诊断技术的开发。但国外临床病例少，组织工作复杂，成本高。想到国内存在的庞大检测样本以及巨大需求，孙小蓉决定回国。那时她和丈夫、女儿一家三口在加拿大生活稳定而安逸。
1999年，同济中加肿瘤早期诊断研究中心在武汉成立。孙小蓉带回了一套肿瘤早期诊断仪系统。这套系统是加拿大BC肿瘤研究所数十名专家耗费10年时间研究出来的成果，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回到武汉，孙小蓉受到了隆重欢迎，而她带回的那套检测系统却搁浅在上海。等了两个月后，孙小蓉坐不住了，她独自一人从武汉坐船到上海，先请海关的人吃饭，再找一台大卡车把两个大箱子运到黄浦江边。
因为听说曾经有家医院的进口设备在搬运过程中掉到江里去了，孙小蓉亲眼看着工人用铲车将箱子安全地放在了货舱里，才放心回到武汉。
孙小蓉决定换一个方向———走向市常自己是回来做事情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年后，孙小蓉正式下海。
一周开两次“股东大会”
2001年，孙小蓉以技术入股，与武汉长发集团及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风险投资公司合资组建了武汉兰丁医学高科技有限公司及武汉兰丁肿瘤早期诊断检测中心，成为国内首家癌症早期诊断和检测的专业服务机构。
那时，孙小蓉形容自己是“无知才无畏”。取英文“Landing”（着陆）之音，她把自己的公司命名为“兰侗。但孙小蓉“着陆”市场的过程并不平坦。
当时早期检测对国人来讲还是个陌生的概念，人们认为那是“没病的人花钱去找脖。虽然媒体多次以“一口痰检测肺癌”报道她所带来的这项高新技术，兰丁肿瘤早期诊断检测中心还是受到了冷落。
公司一开门就要花钱。当时孙小蓉手上有200万元现金，但根本没有预算，医疗设备一买，房子一装修，基本上就没剩多少了。一没钱，她就直觉地想找股东们要。“那时我不懂什么股东会，我觉得碰到困难了，股东们就应该坐在一起来商量解决问题。”孙小蓉连续两周召集股东们来开股东会。后来，一位股东很委婉地告诉孙小蓉：一般来说，股东会一年开一次。
股东们不给钱，公司发不出工资，孙小蓉只好找自己的家人要。她打电话向留在加拿大的丈夫要，第3个要钱电话打过去的时候，被逼急了的丈夫干脆把电话摔了。
孙小蓉还问父母、兄弟姐妹借，甚至让加拿大导师把工资寄过来发工资。
维持生存成了当务之急。望着门口来来往往的“麻木”（武汉方言：称用来载人载物的三轮车），孙小蓉悟出：自己和这些麻木司机一样，必须凭劳动自食其力，自己必须适应环境。
当公司第一次月收入5万元的时候，孙小蓉开了个庆祝会。月收入10万元，她乐得赶紧给加拿大朋友报喜。20万元、30万元、50万元……孙小蓉说，这个过程真是一种享受。现在收入越来越多，反而没有当初的那种欣喜感了。“海归”人士回国肯定会相当不适应，甚至会经历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既然回国创业，就必须适应环境。“我在市场上做过妥协，但我把底线放在了一个地方，自己把握好平衡点。”孙小蓉坦言。
做商人的满足感比做纯粹学者的满足感大读了16年的书，做了5年的商人，孙小蓉发现后者挑战更大，带来的满足感更大。她还认为商人的综合素质是最高的。要做一个好的商人、一个规范而高尚的商人相当不容易。
她组织为农村妇女做子宫肿瘤早期检测。被诊断出子宫肿瘤的妇女，动了手术后健康生活，她们逢年过节的时候会提着自己家里种的菜来看孙小蓉。
早期检测器材的设备成本很高。孙小蓉回国后潜心研究，力推国产化，大大降低检测费用。
成本降低意味着更多的普通人可以通过这项技术获益，这也是孙小蓉6年前将癌症早期诊断检测技术带回国内的初衷。这种满足感哪是做一个纯粹的学者所能获得的？
有时开会的时候，孙小蓉会跟员工开玩笑说：“我这是更年期到了。”但她知道市场不认性别，她做事从不考虑自己是男还是女。市场终究要靠实力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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