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中国区总裁暨合伙人周全对话
周全，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中国区总裁暨合伙人，在步入风险投资行业前，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技术人员。1981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1984年获中科院硕士学位，几年后前往
美国Rutgers大学攻读光纤专业博士学位。89年毕业后多次主持参与航天总署的光纤器件研究项目，曾获NASA两项发明奖，并持有美国光纤器件专利。1992年，周全应邀加入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作为IDGVC中国区最早加盟的合伙人，他已经在中国创投界摸爬滚打十余年。快节奏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连说话的速度也慢不下来，看来，从把自己和风险投资绑在一起的，周全的人生轨迹便锁定在一条快车道上，只有在不断加速之间收获出乎意料的惊喜……对于IDGVC以及IDG的投资人，软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中国区负责人黄晶生曾客观地予以评价。“好比周全，没有接受过专门的金融教育反而成了一个优势，没有任何既有的东西牵绊，没有思想包袱，就敢于放开手脚做事。尤其是在众多大型投资公司对中国市场迟疑不定的时候，他们凭着一股冲劲做起来，十几年铺开了一个非常大而扎实的资源网络，也做出了不俗的业绩。”
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坐到周全对面，听听这个参与投资过搜狐、金蝶、当当、易趣、3721、腾讯、速达、邦讯、慧聪等一系列公司的投资人，他对行业对市场对投资的一些心得。
ZVCJ：这次采访可以说既是想了解您本人，同时也想更深入的了解IDGVC成功的经验。作为您个人来说，完全是从光纤领域的一个研究者转变为一个风险投资人，那么您怎样评价自己的这种背景以及所经历的这种重大的转变？
周：首先需要说明的是IDGVC还远远称不上已经成功。这些年来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退出了一些项目，在这些项目上确实获得了不错的回报，但还远远称不上已经成功。只能说我们更加努力，对这项事业也更有信心。就我个人来说，我想做风险投资对我的吸引力主要有两点：一是你每天碰到的都是新的东西，没有一个项目或一项技术和以前的某个项目或技术完全一样；二是你每天接触的都是一群充满激情的人，大家都想做一番事业。这样的一种工作环境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当然做风险投资也是有很大压力的，每当你作出了一项决定，在以后的每个日子里你都会反复思考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这种感觉会自始至终围绕着你。当然这也可能是风险投资吸引力的一部分。
ZVCJ：目前，创投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是大家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您认为IDGVC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有限合伙这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又应该归功于合伙人之间融洽的个人关系？
周：既然是合伙，合伙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当然是非常重要的。IDGVC的合伙人之间非常默契，任何一个项目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人们常说做创业投资需要三项主要的本领：一是技术，二是金融和财务，三是公司运营。相应的，我们的合伙人也根据各自的背景和相对优势分为这三个组。针对每一个项目，这三个组中的每一个组都必须至少有一人出来作为主要负责人。在一个项目的决策过程中，所有的普通合伙人都要进行表决。在吸收新的合伙人入伙的时候，我们非常强调背景的互补性，同时也强调新合伙人和原合伙人之间的相互认同。可以说，IDGVC的内部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合伙人之间的互相认同和信任。
ZVCJ：在收益的分配上，IDGVC的普通合伙人之间实行的是完全的平均主义。这种分配方式对局外人来说是很难以理解的。您对此有何解释？
周：就像前面所说的，我们的每一个项目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也许某一个项目有主要的负责人，但在很多方面都会有其他合伙人的参与。遇到一个项目，大家都会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的合伙人各有所长，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为一个项目提供帮助。在很多时候，一个简单的评价也许就包含着十分宝贵的信息，其价值不能用具体的数字作出衡量，因此也很难说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相应的，在收益分配上，普通合伙人之间实行的平均主义，大家都在吃同一个盘子。据我所知，华平（Warburg Pincus）的合伙人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在吃同一个盘子。大家可以想一想合伙制在本质上和股份制有什么区别？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合伙制是和“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除了当事人，他人不应享有其中的利益；它不能被继承；而一旦合伙人离开了，这个合伙企业也就不复存在。律师、会计、咨询、风险投资这些行业实行合伙制的很多，主要也是因为这类工作非常个人化。我想IDGVC合伙人之间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紧密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和默契。像我们这群人，都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大部分人都上过山下过乡当过兵做过工人。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明白很多事情都不是一个人能做成的，而是需要很多人的帮助，因此大家可以比较平和地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
ZVCJ：麦戈文先生被业内人士称为有限合伙人的典范，您对此作何评价？
周：如果说今天IDGVC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麦戈文。有限合伙人实际上是有很大权力的。在IDGVC设立之初，就建立起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保证了IDGVC运作的稳定，即使后来有了新的普通合伙人加入，也不能使基本的制度框架发生大的变动；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在具体的投资决策上，麦戈文先生又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这使得我们的团队非常的本地化，我们的投资决策和对于各种问题的响应速度会非常快。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保证了IDGVC的稳定运行。八十年代国际上很多大公司曾涉足风险投资领域，但都不是很成功，主要问题在于难以协调公司管理层和投资经理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讲，投资人可以获得部分投资收益，遇到好年景，他们的收入可能远远超过公司的CEO。这样一来，公司管理层就对投资经理横加干涉，致使大批优秀的投资经理流失，投资活动自然也难以为继。
ZVCJ：中外创投之间的合资或合作在近期成为了热点，而IDGVC无疑是这方面的先驱。在当初和科委以及去年同江苏方面的合作项目中，IDGVC分别采取了怎样的模式？
周：当初和科委的合作采取的是合资的方式。合资这种方式是有一些弊病的，比如大家在投资理念上有不同，对方可能要求每年都有一定的回报，在年报或季报里有所体现，这和风险投资的规律是相矛盾的，因为在投资开始的一两年，企业的净资产通常是下降的。在和江苏方面的合作中，他们扮演的完全是一个有限合伙人的角色，这是非常难得的政府角色有限合伙人。资金被规定投向江苏、上海、浙江三地，我想这些地方还是存在很多投资机会的。
ZVCJ：大部分创投机构在互联网热的时候采取了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完全视之为泡沫，不作任何涉入；另一种是盲目大幅投入，结果血本无归。而IDGVC则是有所投入又有所收获。那么是什么因素保证了IDGVC在市场过热的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且把握住实实在在的投资机会？
周：其实很多项目我们是在互联网热之前投资的，例如当当和搜房。这里的关键是要看人，只要人好，那么他们自然会顺应市场的变化作出调整。例如当当在最开始是做书籍数据库的，后来的网上书店在1999年才推出，实际上是根据新的市场机会作出的调整。在互联网非常热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犯了很多错误。做风险投资要做到十年才会有基本的自信，这里面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不去跟风。现在我们就比较注重看客户，看市场，而较少关注同行投什么，投了多少。但要完全做到不去跟风也是很难的，有时候这种压力不是来自外界而是自己心里时时都会冒出来的。这也是做风险投资需要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ZVCJ：在投资方面IDGVC在2003年有何打算？在长远的战略规划方面，IDGVC是否会改变在多个早期项目上作小额投资以分散风险的做法？IDGVC是否会涉足除IT以外的其他投资领域？
周：2003年我们计划投资万，投资项目的个数大概在12至13个左右。鉴于资金规模的限制，我们在短期内可能不会改变在相对早期的项目上作小额投资的做法。就投资的领域来说，我们现在也在不断地研究其他领域，但在近期我们的投资还是会比较集中在IT领域。相对来说，我们还是比较看好IT领域的机会。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IT的leverage会比其他产业高。举个例子来说，Microsoft在操作系统方面建立了绝对的优势，那么它可以凭借这种优势迅速切入到其他相关领域；而在其他产业，例如生物医药，开发针对心血管病的一种新药和开发针对呼吸道疾病的一种新药可能是毫不相关的。此外，IDG在IT领域积累的资源相当丰富，投资IT项目，也是基于我们自身的优势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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