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资本进入并控制金融资本更多是出于拓展融资渠道的考虑，而这种结合宏观上使金融业随产业周期而经历周期性的波动，微观上使金融机构承担了产业资本无序扩张的风险
在近期出现的关于民企的质疑声中，金融控股热潮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金融控股热中所反映出的产融结合问题、民营控股问题、以及地方政府在地方金融业中的角色和地位等一系列问题发人深思。
产业金融业能否结合？
在这股金融控股热潮中，由产业和金融业相结合而形成的各种“类金融控股公司”尤其引人瞩目，此类公司中，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比往往处于从属和配套的地位。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存量和增量中占有主要的份额。产业资本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在对知识资本要求很高的金融业方面却不具有任何优势，甚至毫无经验。与此同时，中国金融经历20多年的改革虽已初具规模，但在发展
的同时，始终无法摆脱“制度剔除”的阴影，始终处于为国有经济融资配套的地位，缺乏对产业整合和引导的功能。因此产业资本进入并控制金融资本更多是出于拓展融资渠道的考虑，而这种结合宏观上使金融业随产业周期而经历周期性的波动，微观上使金融机构承担了产业资本无序扩张的风险。
民企控制金融是否可行？
这股金融控股热潮中，民营企业通过控制地方金融机构形成“类金融控股公司”是较为典型的操作手
法。这种操作方式是否存在风险？民营经济控制地方金融机构时机是否恰当？值得深入思考。
中国金融业一直是作为国有经济融资服务的配套部门而存在，所以民营经济天生就受到金融机构的歧视，饱受融资渠道短缺之苦。因此，当国家出于金融改革全局的需要，对并不影响大局的地方金融机构的管制稍有放松之时，民营企业便蜂涌而至。这当中自然有追求金融稀缺资源、逐利的理性考虑，更多的是想不再遭受金融歧视的切肤之痛。
当我们对国有垄断金融的弊端深有感触的同时，对民营经济控制地方金融机构的弊端却没有足够的认识，中国现有的法制环境和监管体制难以约束民营金融的道德风险，民营经济控制地方金融机构存在相当大的风险。
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但也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如果民营企业不与特权阶层交好，不但难以超速发展，既使一般发展也难以维系。民营企业并不生来就偏好市场竞争，当行政特权仍掌握大量资源的情况下，与特权结盟能获得比市场竞争更低的成本，因此民企比国企更愿意寻求特权的保护。而如何得到特权的青睐，在目前某些地方唯GDP为先的政绩观下，只有做大规模才能引起官方的注意，才能获得额外的社会交换收益，因此民企有做大而非做强的冲动，这就是民企的“VIP（VERYIM－PORTANTPERSON）效应”，或称为“挤入上流俱乐部效应”。而如何做大？进入金融业，利用其渠道为产业扩张提供融资便利是关键一步，更何况地方金融机构一直是地方政府的金库，掌握了他们更提升了自身和政府交往的筹码。
中国的民企由于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家族控制的局面，对其难以监控。在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民企普遍缺乏责任感，信用水平不高，民企也缺乏管理金融企业的素质和经验，由其控制金融企业容易形成制度风险，而金融企业的风险会通过“乘数效应”直接危及公共安全。
地方政府控制应否加强？
今年，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全面推开，中央层面金融改革的前景已清晰可见，而在地方金融改革方面，国家虽早已有意识地放松了管制，鼓励地方金融机构通过市场进行多种形式的改革探索，但对地方金融改革却没有明确的规划。与此相对照的是，民营及外埠机构通过控制当地金融企业组建“类金融控股公司”的努力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的控制力正在减弱。虽然在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方面，股权多元化、国有控股地位的逐渐退出是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观点，实际操作似乎也按照这个思路逐步推进，但国有控股地位的退出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所选择的时机和先后顺序是不同的。
中央所属的全国性金融机构，如四大国有银行，一直有国家信用的“隐性担保”，因此虽然问题重重，但仍衣食无忧，既使将来国家信用逐渐退出，但由于其规模巨大，即使出现危机，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国家也可能施以援手，即所谓的“大而不倒效应”（toobigtofail）,因此国有商业银行不改革从长期看风险巨大，但短期内却不会出现大的危机。而地方金融机构过去虽没有国家信用的担保，却有地方政府公共信用的担保，但当地方政府退出之后，地方金融机构既没有公共信用的担保，又没有“大而不倒”效应的惠泽，一旦出现问题，存款人出于恐慌会争相挤兑，甚至波及其他金融机构而导致金融危机。因此，在现阶段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等金融稳定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控制不但不能退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得到加强。
如何加强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的控制力，同时又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政企分开的目标不相矛盾，现实的做法是地方政府通过组建国有控股纯粹型的金融控股公司，通过控股公司控制地方金融机构，实行产业和金融业的严格分离，以控股公司为平台整合地方金融资源，控制风险，同时为地方金融机构的稳定提供一定的公共信用担保。随着中国金融法制的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存款保险等金融稳定机制的建立，再考虑国有控股的退出。当然，是否私有就比公有更有效率，是否国有控股必须退出还需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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