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投资银行业现在远远地落后于国际上的投资银行业，落后的最根本原因是制度上的落后。８月２５日至２６日，在湖南长沙召开的首届中国长沙投资银行国际论坛上，与会的中外专家对中国投资银行的发展作出了这一判断。该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时报社和长沙市政府联合主办，长沙市商业银行承办。
金融体制制约投行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首先指出，由于整个金融体系主要以间接融资为主，使我国投资银行的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较大。
他认为，中国现行的金融体制的不健全也是这一轮宏观经济出现波动和过热的一个体制性因素，而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运行当中的深层次矛盾，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
对于中国现在大量涌现的、没有法规约束的混业经营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的副部长魏加宁表示出他的忧虑。他指出，金融混业经营来势之猛，“甚至实业都进来了”，但包括金融控股公司在内到现在还没有法律的约束，并且我们的分业监管体制刚刚确立，大多数人认为分业监管不能动，这里头有一个结构性矛盾，恐怕得要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
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聂庆平在分析混业经营时则指出，目前中国金融业已开始构建混业经营或者多样化金融服务体系，以应对国际化竞争。他希望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一道探讨银证合作，探讨建立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为中国企业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
所有制与经营环境
扭曲了中国投行发展
中国的投资银行业现在远远地落后于国际上的投资银行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的观点是：落后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管理的问题、不是产品创新的问题，也不是经营理念的问题，而是我们制度上的落后。第一个表现是在所有制方面，投资银行目前仍然是国家所主导的、政府所拥有的机构；第二个就是国内的券商和投资银行的经营环境、监管环境和国际标准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许小年认为，要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投资银行业，在决策层面上，决策者要考虑的问题首先就是所有制问题，然后就是我们投资银行业的经营环境问题。
许小年说，政府隐性、显性的担保引出道德风险，使得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发生扭曲，结果是系统风险上升，又导致出现危机的时候政府出面干预、救助，进而引发下一轮的道德风险。于是市场陷入了一个道德风险——行为扭曲——政府救助的一个恶性循环。许小年认为，解决之道是政府退出投行领域。
股权分置妨碍证券市场的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博士认为，股权分置问题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制约中国证券公司、证券市场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发展最大的障碍，是我们分析中外投资银行时最大的制度差异。
巴曙松说，在股权分置的前提下，中国公司法所提出的同股同权未能实现，实际上使得流通股和不能流通的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变成两类权利责任不一样的股票。结果中国股市出现了“流通股东只负责买单，非流通股东只负责圈钱” 的奇怪现象。他认为，如果对中国股市当前存在这一掠夺流通股股权格局不做出重大改进的话，那么中国股市近期的走向悲观。
进而，“券商很难找到持续的生存模式，金融风险很有可能从这里开始。”巴曙松指出，股权分置下的券商困境将随着市场下跌愈演愈烈，并很有可能成为金融风险的源头。
今年以来，南方证券、闽发证券、汉唐证券等数十家证券公司相继出现问题，并且留下了数百亿的资金黑洞。二级市场的长期下跌，在股权分置前提下难以转势，券商经纪、投行、资产管理各项业务均是惨淡经营。“按这个趋势下去，中国１３０家证券公司，可能不是一家两家出问题，可能１０家、２０家、５０家出问题”。因为，１３０多家券商的管理资产在三年跌势中缩水程度远远超过了其资本金，只要市场不涨起来，券商便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造成事实上的破产。
“这将是导致金融风险的出发点。我国的金融风险可能不会从银行体系出发，因为银行至少有一个稳定的盈利模式，如果对资本市场制度缺陷不做重大改进，可能出发点来自于证券市场、来自于股权分置导致市场缩水和证券公司巨额亏损产生的风险传染。”巴曙松这样认为。
投资中国前景看好
尽管中国投行业的发展有着这样那样的障碍，但与会的国外专家依然十分看好中国的投行市场业务。
在坦波西看来，中国最可以创造价值的行业是中药制造，而他最不感兴趣的行业就是中国的重工业。同时他所了解的情况是，国际知名的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和高盛对于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等待处置的“不良资产”情有独钟，而金融大鳄索罗斯则十分看好中国的旅游航空业，并已开始投资海南航空。
美国著名律师、投行专家弗莱德·利伯曼则指出，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的行业构成中，投资者不难判断美国投资银行家对中国的兴趣所在。首先是中国人寿等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其次是一些具有高度成长性的科技型企业，后者往往会吸引风险投资家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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