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问一下李爱民处长，创投立法的问题，既然是国家的立法有困难的话，比如说省，直辖市这些地方立法有没有可行。另外再问发改委的刘处长，就是说再给介绍一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情况，另外创业板您也谈了一下，能不能再详细谈一下创业板的一些时间等等。
李爱民：我就简单说一个，地方立法完全可以，像深圳北京都有相关的立法，但是有一部分不好使，因为我们围绕这个政策，比如说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地方是没有权利制定的，所以就是说中央政府来制定相关的税收政策，那么他就要有一个对应，就是说依据，我给谁优惠的话，那么这个是由中共中央来制定的，统一的模式，其实各地都可以做，但是关键做完都不好使，就是这个问题，针对深圳创业投资那个可以给优惠，如果这么做的话，税务局就不干，他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统一的规定，按照这个来做一个统一的规定。
刘键钧：立法配套这个问题，发展基金依据中小企业法设立的，那么这个设立，今后考虑了，参股当然是要讲有偿，良性循环了，那么关于中小企业板的问题，现在已经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必须开展，肯定要开展，但是哪个省开，要等到两会以后才会有进一步的答案。这个东西在中国，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这个很难说。
记者：我问一下，李处长，我想知道一下，目前我看咱们的报告上，境内非政府的资本，还有外资在1998年到2002年都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就是说这部分资金减少的目前都到哪儿去了，刚才咱们谈到去买地皮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像买地皮那样，我们更关心的就是说这部分资金是有多大的便利，变成一种私募基金，然后进入资本市场，或者有多少的比例，就是已经投资了上市公司，就是您刚才讲深圳的那个，就是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据。
李爱民：不是从1998年到2000年下降，因为1998年到2000年是上升的，从2000年以后开始下降，无限期推出以后达到高峰下来了，这个去哪儿了没有办法说清楚，原因就是说它怎么会出现下降，实际上是这样，第一，就是说政府资本在增加，民间资本在下降，它有一些机构成立完之后，觉得挣不着钱撤了，这个机构在北京地区，2000年的时候，大概将近上百家机构，很多的机构还不愿意填表，我们填完之后大概有七八十家，等到2002年的时候这个机构就没了，这个老板一看没戏就关了，这个钱去哪儿了，我们不知道，这个要去调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一部分是撤了，有一部分进来的民间资本又少，所以政府的钱有一些进来了，所以这时候出现民间资本和政府之间这个资本比例的变化，他的钱不是进了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把钱给了股东，它是目前来讲挣钱比较多的一个投资公司了，但是它的钱不是把股权卖了，他的主要收入是来自于分红，他没有办法不做短期行为，就是说我投的这个项目数如果低于20%了，我就不投，就是已经有回报了，利润率的增长不超过20%，他就不投，他就等着，是这种情况。
我们现在感觉到在2000年资本来源比较多，有两块，一块就是炒股退下来的钱，他们的股东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样人，当时创业板出来大家觉得是好机会，要砸进去，但是一旦它觉得没有希望，他撤的也很快，另外一笔钱来的多就是房地产，随着逐渐要拍卖的这种方式，他觉得这个暴利已经过去了，所以房地产也把一笔钱拿进来，这个也有，但是一看挣钱不多它又出来了，关键我们没有给人一个赚钱的机会，像北京有一个机构，它投了几个项目，有三个项目都要上市了，有一个正在上市，还有一个马上上市，像这样一个机构自己经营起来都很困难，因为上市的时候法人股没有交易，他卖不出去，所以他投了十个项目，而且这十个项目都销的不错，其中有一个是被骗了，投到了一个学校的项目，把这些投资者的钱都买车了，就这一个项目30%的上市，经营的不行，卖不出去，投完就上市了。他要是在国外已经很发了，这主要是没有给人家赚钱的机会，关键是政策的影响。法人股不能交易的话也不能赚钱，关键我们现在认为，就是说你现在还只考虑融资问题，不考虑给投资人盈利问题的话，投资人还是不愿意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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