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投资在中国大陆，虽然1998年至2000年期间曾经一度有过令人振奋的表现，但随着创业板市场无限期搁置的消息传出，中国创业投资的推进便又归为沉闷，直至进入2001年以来表现为明显停滞。在调研中发现，导致2001年以来中国创业投资的停滞局面。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
1、缺乏完善的退出机制
退出机制是创业投资体系的核心机制，由于目前创业板市场启动放缓，导致相当一批投资机构开始持币观望，使得原本激发起来的投资热情大为减弱。据了解，2001年以来很多创业投资机构的投资力度较以往明显减弱，速度放缓，有些资金不得以开始流向股市。
将创业投资体系作为鼓励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系统有利于一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这已成为无可争议的结论。其中，作为与创业投资体系培育和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相配套的市场环境和条件不可或缺，其内容包括：（1）有效率的创业板股票市场；（2）对知识产权能实施保障的法律制度；（3）以信用、透明度为交易运行秩序的微观经济基础；（4）较为充裕的科技项目供给和资本供给。在这几项条件中，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创业板市场尤其重要。在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创业资本具有原来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上资金供给者所不具备的特殊作用，但所有的创业资本投入都以实现盈利后的退出为运行前提。本来，在创业资本的退出中有多种渠道，不过，任何其他的退出都不如创业板市场的社会影响巨大。例如，企业之间的股权转让在创业资本的撤出中所占比重甚大，但这种转让的过程和条件合约往往是在一对一的秘密谈判中达成的，这同创业板股票市场作为公开的信息和交易平台为创业资本撤出提供条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创业板市场对企业价值的评定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这种公示效应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左右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并进而影响其投资行为，创业板市场如果影响力足够大，其最积极的经济效应是使全社会的储蓄——投资流程发生变化，资源配置会自发地向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倾斜。
2、应有的扶持性政策明显缺位
现行的政策框架中，明显缺少有针对性的创业投资行业扶持性政策，其中少数可以勉强适用于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作用亦明显有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关于双重征税
《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1993年）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除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外，应当就其生产、经营所得，依照本条例缴纳企业所得税。”第二条规定：“下列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业或者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六）有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组织。”按此条例规定，合伙企业也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适用税率为33％。而按照《个人所得税法》（1993年修订）第三条第五款的规定，对合伙人从合伙企业分得的利润还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两项合计，合伙企业投资者实际缴纳税率高达46．4％。税率如此之高，在世界上发达国家也是罕见的。同时，合伙企业投资者还要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2）关于个人所得税
现行个人所得税政策也不利于调动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对高新技术人员的优惠政策仅限于个人取得省级人民政府、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及国务院规定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对企业颁发的重大成就奖、科技进步奖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高新技术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此外，现行规定中房补不能作为个人所得税扣除项目（上海已试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的税收负担。
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允许企业R&D费用按150%在税前扣除，但该措施的优惠范围明显偏窄。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国有、集体工业企业，因而对其他企业来说是一种政策不公平。而且，对国有、集体工业企业来说，优惠也只限于R&D费用比上年实际增长10%以上的赢利企业，且其50%的超额扣除部分不应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为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规定R&D费用的增长幅度是必要的，但优惠只限于赢利企业，而且实际上微利企业也不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在当前亏损企业、微利企业比较普遍的情况下，这项鼓励企业科技投入的优惠措施的作用缩水不少。同时，对非赢利企业的税收歧视政策可能会人为造成或加剧“亏损——不能享受优惠——缺乏科技投入——进一步亏损”的恶性循环。
（4）关于科技成果转让
我国规定对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企事业单位的技术转让收入和技术服务收入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而且从1999年7月1日起，规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转化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个人的奖励，获奖人在取得股份、出资比例时，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取得按股份、出资比例分红或转让股权、出资比例所得时，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就此而言，现行的优惠措施是不够的，不仅涉及范围窄（仅限于职务成果），而且优惠也仅限于延迟纳税，其股权实际转化为现金收入时仍需照常纳税。正因为如此，它将阻碍这种“科技股”资本的正常流通，因为如果不转让，则仍不纳税，从而产生“资本锁住”效应。
创业投资事业成功和发达国家及地区的经验证明：政府扶持在创业投资体系建设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国只有充分借鉴国外及台湾地区的经验，强化政府的扶持力度，才能取得创投事业的长足进步。这一点可以从台湾地区针对创业投资的税收抵减政策取消前后的状况比较得到反证。
中国台湾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创业投资发达地区，其开始引进和推动创业投资事业的时间和大陆同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其特有的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型态，加上当局积极发展高科技的产业政策，以及逐步健全与活跃的资本市场，使得台湾创业投资的活跃程度仅次于美国排名全球第二，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学习典范。但由于种种原因，出于对创业投资业与其它投资行业之间租税公平的考虑，台湾于2000年取消了创业投资业的投资抵减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台湾创业投资业的持续扩张和科技产业的发展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其中亦有全球经济景气因素的影响）。截至2000年底，台湾创业投资公司累计达184家（2001年10月已有193家），实收资本额为新台币1280.76亿元，累计投资案件数为6343件，累计投资高科技资金更高达新台币1255.09亿元。台湾的创业投资事业在1998及1999年迅速增长，在这两年之中，其资本额从1997年的新台币426.31亿元增至1998年的新台币729.32亿元，1999年更是一举冲破千亿台币大关。取消投资抵减政策后，2000年实收资本额（指全部创业投资公司）的增加从1999年的304.93亿减至246.51亿，增长率降低了近20个百分点。1998年和1999年的新设公司资本额为225.1亿和231.3亿，但2000年新设的31家创投公司（基金）的资本额仅为135.9亿，增幅明显变小。投资抵减取消后，政府对创业投资事业设立所施行的特许制亦同时终止，这意味着将彻底消除创业投资公司与一般性投资公司的区别，创业投资公司的融资优势和便利将荡然无存，银行和保险公司投资创业投资将更加困难。创业投资公司因资金来源匮乏而导致萎缩，则台湾早期科技产业的资金募集将陷入窘境，进而危及台湾的科技产业发展及整体经济成长。
一、 创业投资是推动经济成长的强劲动力
我们认为，为创业投资和创业企业服务的多层次、多功能的资本市场以及相应的行业优惠和扶持政策在中国迟迟无法建立和出台，关键在于决策层对于创业投资在推动经济成长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认识不足。关于这一点，受NVCA（美国创业投资协会）委托，美国著名经济咨询机构DRI-WEFA对全球16000多家创业投资机构进行了调查分析，他们在以此调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报告中指出，逾千家接受过创业资本支持的公司的运作实践证明，创业资本是推动美国经济成长的最强劲动力之一。创业投资不仅是高新技术发展的源泉，还是美国经济众多传统行业改革创新的动力，创业投资的贡献在对决定国家经济活力诸因素的影响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R&D支出、新行业的诞生、就业的增长等等。中国的创业投资事业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历史时期，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在民间推动和政府工作之间形成一股合力，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在努力程度上民间高于政府，地方高于中央，而政府和中央之所以在创业投资的环境的创造方面有滞后倾向，根子还是重视程度不够，美国的这份研究报告从多个视角定义了创业投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值得借鉴。
1、 创业投资能够刺激GDP增长，创造就业机会
根据报道，创业资本支持的公司在2000年里创造了近1.1兆美元的GDP增长并直接创造了125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超过一半的就业机会存在于制造业和零售业。如果把替这些受创业资本支持的公司运送货物及提供服务的辅助性行业也考虑进去的话，就业机会的创造要乘上一个2.2的系数，即2700万个就业机会，这显然占据了美国就业市场上的较大份额。
除创造就业机会和收入外，创业资本支持的公司在销售、税收、出口、R&D 投入等方面的表现远远优于非创业资本支持的公司。在1980年至2000年间，按照每1000美元资产中实现的销售、税收、出口、R&D 投入等方面的比例衡量，在创业资本支持的公司中实现了更高的销售，支付了更多的税金，创造了更大的出口并更高比例地投资于研发领域。在2000年，共支付了588亿美元的联邦税收，出口了价值217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并在研发领域投资了1573亿美元。
1998-2000年每1000美元资产的贡献（美元）
销售 联邦税收 出口额 研发投入
创业资本支持的公司 634 14 138 44
非创业资本支持的公司 391 5 72 15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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