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量年轻富豪涌现的景象已经让中国进入一场仇富反仇富的激烈辩论——有人尖锐地指出，为什么丁磊他们不会被人仇视？什么是富人们自己的安宁和充实的幸福路径？
就像傻根虽然不知道有贼，但是却知道自己带回6万元能够娶媳妇和节省600元汇款费用一样。2005年的中国年轻人，对于商业和财富的了解已经有足够的途径，仿佛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就能比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任何人，都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财富意味着什么。
更加刺激大众神经的，莫过于媒体上层出不穷的财富人物——不仅越来越有钱，而且越来越年轻。已经不需要等到排行榜出来了，充斥各种版面的有钱人的照片和故事，就能够使得街谈巷议的话题始终新鲜。而其中，越来越多的富豪们，以三十或者多不了几岁的年纪出现，更加成为这个社会的特殊现象。当然，值得松一口气的是，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很少出现中国近年这样大批量年轻富豪涌现的景象。
美式财富路径
美林集团和凯捷顾问公司共同开发的《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披露：2003年，在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裕人士的数目为23.6万人。而这些富裕人士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了9690亿美元，和2003年度中国1.4万亿美元的GDP相比，这个数字的比例，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
几年前流行过一封讲财富的电子邮件，非常生动地阐述了富人们在这个世界的位置。
邮件里面说，如果把这个有着50亿人口的世界看作是个100人的村落，那么全村的财富，有6个人拥有其中的59%，而且他们几乎全都是美国人。有74个人拥有其中的39%，另外的20人分着剩下的2%。
这个大而化之的数字游戏进一步分析起来会更有趣。如果你银行里有存款，钱包里有闲钱，家中的角落还看得到零钱的话，那么，你就算是这100个人之中的8个最富有的人的行列了。如果你拥有一辆车，那么，你是7个最富有的人当中的一个。至于这个名为地球的村子的文化水平，就很一般。因为100个村民之中，1人受过大学教育，2人拥有电脑，其他比较不幸的是，还有14个人不识字。
首先，大多数中国人都当然不属于最有钱的那6个人(6%)，只有富豪榜的前列人物还能排得进去这个小比例人群之中。另一方面，要说大家是属于分享2%这个低收入比例的20个人，大家还是都有点不甘心的。反正这20多年中国经济这么增长下来，中国人应该属于在那74个分享39%财富的人的队伍了。
说到教育水平，那就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要知道，100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受过大学教育，说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6个富豪之中的比例也不过是小于或者等于1。不知道是富豪不喜欢上学呢，还是上学的人不喜欢赚钱？
第一位的没有惊喜，还是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盖茨已是连续6年蝉联此项殊荣，中国香港的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以78亿美元的资产总额排名影响力榜单第五名。他堪称全球“最大慈善家”，去年共捐款十几亿美元，他尤其关注疾病疫苗方面的研究。
排名第二的是人称“华尔街股神”的沃伦·巴菲特。巴老在金融界江湖可是一言九鼎的人物，如果他看跌哪只股票，哪只股票就一定难逃股价狂泻的命运。虽然谁也不知道是因为那只股票要跌，才会被巴老看死，还是因为它不幸被巴老看死，才会狂跌。不论怎样，目前全球经济阴晴不定，想在股市赚钱难上加难，所以他的经济预言特别受到市场的关注。只是，最近他也给美国证监会调查是否有操纵股票的内幕交易。能否保持一世令名，还真是非常吸引注意力的。
或许是因为拥有的AC米兰足球俱乐部近年重现辉煌的原因，所以身为俱乐部老板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排名富豪榜第三，中国人自己的女婿、传媒大亨默多克排第四；因为搞3G，加上全世界投资港口和码头，所以华人首富李嘉诚也很威风，影响力榜上高居第五。
值得注意的是，控股沃尔玛超市的罗伯逊·华尔顿家族，美国零售业巨头卡罗斯以及印度科技巨子阿兹姆都进了这个榜的前十名。他们这几家都是大量制造就业机会的大社会式文章。引入影响力来观察富豪，肯定是比起光计算银行存折的数字要有价值。类似的标准，在海外还有慈善排行榜、公益事业排行榜以及企业公民等等。概而言之，就是不鼓励富人为富不仁，而主张他们回馈社会和公众。
波士顿学院企业公民研究中心的定义是：“企业公民是指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商业实践、运作和政策相整合的行为方式。一个企业公民认为公司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因此，它会全面考虑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人的影响，包括雇员、客户、社区、供应商和自然环境。”
而这个说法同样可以适当延伸，作为我们这个社会对待年轻的、三十出头这一群富人们的期待标准。因为他们年轻，更少包袱，更少束缚，也因为他们的可塑性更强，对自己的命运选择权更大。
或者，真正能够为社会接受乃至嘉许的一个富人，应该尊重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他的行事和思考，同样能够由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的程度作为出发点。他会考虑自己的行为语言，对所有利益相关成员的影响，包括朋友、客户、竞争对手、社会大众和自然环境。
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年轻富人
实际上，在2004年，在社会陷入仇富反仇富的激烈辩论之中，就有人尖锐地指出，为什么丁磊、陈天桥们不会被人仇视，因为他们是阳光下的新财富。
阳光与否，只是富人获得与财富相应的幸福感的其中一个条件。要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年轻富人，他们需要注视社会的发展，关切公众情绪的变化，重要的是，要借鉴发达国家富豪们富裕之后的生活内涵和价值标准，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做生意手法。
当然我们不会空洞地要求年轻富人的自律，更加不奢望——三十暴富的一群——这么快能够有美国家族基金觉得有遗产留给子孙是耻辱这种宗教情怀。但是，现代的商业社会本身就需要各个群体都具有一种妥协精神，在法律与社会普遍接受的伦理价值之下的妥协。富人和其他非富人(不仅仅是穷人)在法律之下是平等的，但是，在开放社会，各个不同群体之间是存在着互相转化和约束的关系的。少数富人们拥有继续赚钱和按照自己意愿消费的权利，但是富人必须知道自己行为的界限，这其实更加有益于增进富人群体的福祉。
如果仅仅靠呼吁或者谴责，是难以消除或者减弱“仇富心理”的，在一个人均GDP才只有1000美元，还有大部分是农业人口的国家，贫富差距始终是一个现实的、尖锐的话题。在富人的权利与大多数的集体接受界限之间形成一个动态的平衡关系，社会才有可能趋于充满生机的和谐，富豪们才能寻觅到自己的安宁和充实的幸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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