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商业历史的管理遗产中，最值得骄傲和推崇的可能要算“诚信为本”了——几乎人人都说，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组织的成功，是来自于恪守“诚信为本”的原则。
无论是有名的晋商/徽商/宁波帮等商帮，还是传统老字号全聚德/同仁堂/张小泉等商铺，都异口同声的宣称：遵守“以义制利/诚信为本”商业原则，是其辉煌商业成就独一无二的独门暗器，除此之外别无它法。商业评论家们也加入到了鼓动中：财源滚滚的商业制胜之道，是来源于“诚信”的竞争能力。即使是客户/消费者也津津乐道的告诉我们：愿意购买或消费商业产品的理由，是因为商家的“价格不二、童叟无欺”——这一切，使得我们不得不相信：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组织的成功，来自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原则；而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组织的成功史，就是一部“诚信”竞争史。
然而，我们被蒙蔽的好苦，因为中国传统“诚信为本”的商业原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遵守规则/公开公平”的市场信用原则，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两回事。事实上，中国传统“诚信”是一种人格信任/而非制度信任，君臣恩义/父子孝义/朋友侠义，都大于社会的规则/正义。“诚信”所遵循的是基于熟人之间的“私德”，而非基于社会规则制度的“公德”，这是一种人格/亲情/熟人之间“投桃报李、你来我往”的中国式的诚信，它不但不支撑现代商业市场公平公开的信用规则，相反，备受赞赏的“代君受过/替父隐恶/为友杀人”的传统诚信道义，体现在商业竞争中，就成为了鼓励破坏市场公平公开信用规则的行为。因此，真实的中国传统商业竞争史，并不是一部“诚信竞争史”，而是一部“权谋竞争史”。
被深度误解的“诚信为本”商业古训
当百年西方管理已经使用计划/战略/效率等词语，描述企业的方向与竞争能力时，百年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组织却一直坚信并宣称：只要遵循“诚信为本”的原则，利润就会滚滚而来！
虽然中国传统商人一直高声宣称必须“诚信为本”，但要想搞懂它的确切含义，却并不容易，因为“诚信为本”仅仅是一个概念模糊不清的口号。一般来说，对于它的解释，是来自传统商人两条铁打的生意规矩，一个是诚信，一个是不欺，显然，这是以同样的模糊性来解释模糊性；而另一些解释，譬如诚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人无信不立，事无信不成”，则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词语。这也再次体现了中国传统逻辑思维能力的弱化，一些概念常常处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中，需要个人慢慢的感悟。
“诚信为本”概念本身内涵与外延的模糊性，使得我们只有通过解读具体的传统商业行为，才可能寻找到“诚信为本”的真实含义。在中国传统的商帮“晋商”中，广泛流传的一个“诚信故事”是：当年一位货主在晋商店铺中寄存了一批货物，货主因种种原因而导致多年未取——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法律合同条款而言，此事如果就此结束，即不存在欺诈问题，也不存在诚信的问题——但是，显然晋商认为这是“不诚信”的行为，它的做法是千方百计、历尽辛苦的寻找到了这位货主的后代，直到若干年后，终于找到了这批货物主人的儿子，并把这批货物亲手交给了他——直到这时，才是中国传统商人所认为的“诚信”的实现/完成。
我们终于从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故事中，发现了“诚信为本”的真相——即中国传统商业的“诚信为本”原则，并非是遵循纯粹意义上的商业契约原则，而是遵守人际关系交往中的社会道德原则；更准确的说，中国传统商人所恪守的“诚信为本”，并非是描述商人与客户之间的法律“契约关系”，而是上升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显然，对于中国传统商人/商帮来说，仅仅遵守市场交易商业原则的底线，并非是他们眼里的“诚信”，只有而且必须超越这个商业底线，进入到道德原则领域来衡量诚信，才算是中国传统商人眼里“诚信为本”的本意。
在人类社会的各种交往活动中，存在着“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两种基本的信任方式，一般来说，在交易性的商业交际活动领域中，所遵循的是契约/合同/规则等“制度信任”原则；而在非交易性的人际交往活动领域中，譬如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等，则是遵循人品/道德/情感等“人格信任”原则。虽然“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但是二者之间却不能早不同领域随意性的取代或替换；在商业交易领域，如果以朋友义气取代制度规则，就可能引发商业纠纷的恶果，而在人际关系的非交易领域，如果父子兄弟间以契约合同维系义务关系，同样是可笑的做法。
借用梁启超先生“公德”与“私德”的区分法，中国传统商业所恪守的“诚信为本”原则，所遵循的是人格信任的“私德”、而并非社会秩序的“公德”。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文明下的乡土社会，每个人几乎都是熟人，都有程度不同的私人关系，因此，“熟人网络”关系成为了事实上的传统商业圈；在这样的“熟人商业圈”里，情感投入/信守道义/和气生财，成为了最重要的商业原则。虽然中国传统的“人格信任”，看起来是那么的温暖、感人、充满人情味，但却混淆了一个重大的/基本的商业原则，即商业活动的基础必须建立在遵守市场信用基本原则上、而不是建立在私人感情的道德基础上。
显然，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观”，并非是今天市场意义上的“守规矩、讲信誉”——事实真相是：中国传统商人/商业，从没有将“客户”作为唯一的利润来源，而是将各个社会阶层的“人”，譬如官员/权力/垄断等等各类可能产生“利润”的人或事，都视作了利润的渠道来源。在这种利润来源的认知中，面向市场“价格不二/童叟无欺”式的“制度信任”，并不会带给中国传统商人带来丰厚利润和商业成功，而是只有面向熟人“投桃报李、你来我往”式的“人格信任”，才是巨额利润来源的真相。
事实上，我们今天对于中国传统商业“诚信为本”的深度误解，正是在于没有将“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区分开来；没有将“相信熟人”与“相信陌生人”区分开来；没有将“遵守私德”与“遵守公德”区分开来，而是将它们混为一谈，以至于使得我们将传统“诚信为本”的古训，误解为是今天的遵守制度/信守规则的市场信用原则。事实上，当中国传统商业“诚信为本”古老商则，是以人际交往的人格/人品/情感信任方式或原则，替代了商业性的法律/制度/规则/交易方式或原则，这就给今天的企业管理造成了一个巨大障碍和麻烦，即传统“诚信为本”原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平/公开/透明的现代企业信用体系，不但是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在破坏市场公平制度原则。
传统诚信是“熟人网络”的游戏规则
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今天看起来非常危险、极具不确定因素的“人格信任”，却给中国传统的商人/商帮，带来了商机不断和滚滚财源？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流/而非商业经济为主流的社会，农业时代的竞争往往是围绕土地、财富和权力展开的。“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皇权至上，富甲天下”决定了竞争的规则和特征。由于知识被垄断、理性被抑制，竞争往往是残酷和不择手段。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强权代替真理，手段服从目的。不入流的商人/商业始终处在社会的边缘状态。虽然中国传统社会里依旧充满了激烈的商业竞争，但这种商业竞争是非理性/非制度化的竞争，竞争主体的不平等性/竞争秩序的紊乱性/竞争结果的非建设性，导致了官商勾结/权利寻租的泛滥，商业机会主义的丛生。
在这种表面上看似混乱/无序/非理性的商业竞争中，其实隐藏着一种商业竞争的秩序/标准/或原则，那就是必须“成为熟人”——客户之所以会放心大胆的进行交易，是因为对方是信得过的熟人；官员之所以敢收礼为商人办事，也是因为对方是无话不谈的可信赖的朋友。在这样的“熟人网络”里，冷冰冰的、法律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并不会给中国传统商人带来滚滚利润；而只有投入极大的情感因素，真心真诚的结交朋友，最终达到高度的“人格信任”，才会因此而声誉鹊起财源滚滚。
在传统商业“熟人网络”中，商业交易是在一对一/面对面中完成的，因此，双方都不再是单纯的生意关系，而是成为了朋友加兄弟关系；任何欺诈性的商业行为，其实就是在欺骗自己的血缘亲人/左邻右舍/同乡朋友，这是必须被严厉制止的行为——制止并不是来自道德化的说教，而是来自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本身的强大制裁性。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秩序力量的强大，超出了我们今天的想象。过去山西有名的票号，对于借钱不还者的做法是：自绑其身，到票号门前，大喊三声“我是借钱不还者”，即可免除债务；这是现代人所无法理解的规则，但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做了，那么，他就将在本乡本土无立足之地，成为一个寸步难行的废人。
“诚信”是在描述做人的品德行为，而中国传统商业又坚持“诚信为本”，按照这样的管理逻辑演绎，结论就是：商人个人的品德好坏，成为了决定利润来源的最重要因素。显然，中国商业传统的“诚信观”，并不是今天管理意义上的守法经营/遵守市场规则，而是在描述传统商业“熟人网络”中必须遵循的做人诚实守信原则——这种“商业利润来自道德回报”的有效性，是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相对的封闭性。事实上，道德秩序的有效性，是因地域环境的封闭而有效；一旦封闭的环境被打破，道德的强大效力也就随之而失去或是大打折扣。中国人从诚信道义出发、又归于商业诚信声誉的结果，也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市场交易循环，从而演绎出了一套完整的企业道德伦理建设的体系和方法。
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法律保障和统一的商业竞争规则，因此“信任熟人”成为了几乎唯一可信任的标准。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商人们人所说的“朋友就是财富”、“做事就是做人”、“先做人/后做事”的管理逻辑。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修身养性/品德修养/交朋识友的学问，中国古代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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