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流通改革作为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今年2月初，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推进“互联网+药品流通”;更早的1月底，国务院印发《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取消“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企业(第三方平台除外)审批”(3月26日《光明日报》)。
网上卖药的步子，已经虎虎生风了。政策发力、审批松绑，边试边行、容错纠偏，于谨慎推进中搭上“互联网+”的快车，这是越发清晰的共识。
互联网进入中国20多年，但网络售药在中国的发展略显缓慢。1998年，上海第一医药商店开办了国内首家网上药店。而截至2017年2月28日，我国共发放《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916张，拥有网上药店649家。弹指间20年过去，中国网络售药体系仍在数量与规模上处于较为原始的粗放阶段。
在这个背景下，观照下面这重现实，可能更叫人心意难平: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介绍，我国药品的流通费率一般在7%左右，而美国一般在1%到1.5%。不得不说的是，看病贵成为“历史遗留问题”，流通环节层层加价及流通秩序的混乱，显然难辞其咎。这当中，以“背包客”药代为特征的熟人规则，让信息不对称下的药品流通成为权与利勾兑的暴利游戏。网上卖药，改变的不仅是终端价格体系，更兼具治理药价流程的附加效果。
理论上说，药品网售的风险肯定是存在的。但是，与其因噎废食，倒不如理清权责。这里有两个基本的逻辑:第一，无须夸大网售药品的风险。有专家担心，“第三方平台流量很大，一旦发生药品安全事件，危害很可能是跨区域的、全局性的。”话虽然有道理，但是别忘了，药品安全风险和食品安全风险，在互联网面前是基本对等的。既然电商的食品安全可控，那么，只要防火墙到位，药品安全也不会异化成魑魅魍魉。
第二，加大平台方的监管责任。药品非一般性商品，人命关天。2016年10月，发改委发布《互联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第一批，试行版)》的征求意见稿，规定“不得采用邮寄、互联网交易等方式向公众销售处方药”。随着执业药师的勃兴，解禁处方药上网是迟早的事情。但无论是哪种药品，药事服务健全、药品监管成熟，网售药品才会成为患者之福，而不会沦为投机之祸。当下来说，平台方更当恪尽职守:若是药企的平台，管控责无旁贷;若是电商的平台，更要花十二分的功夫——最起码应当提供信用担保、承担连带责任。平台不能成了甩手掌柜，提到打假就依赖“社会”。
药品流通要改革，电商化是绕不开的路径选择。在网上假货横行的当下，前置平台方的“重责”，也许是药品上网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