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江门检验检疫局 王 虎
根据中央“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具体要求，为保障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促进通关便利化，助推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良性发展，维护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经济安全，在深入研究宏观质量管理一般理论的基础之上，紧紧围绕“进出口质量安全”的核心职能，进行《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修改，构建科学、高效的进出口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发挥市场在质量监管中的基础作用，助推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更加良性、健康地发展。
问题分析
《商检法》的立法初衷与核心是规范“商品检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的职责不仅仅是实施检验，更重要的是有效监管。严格检验是一种手段，有效监管是最终目的，两者不可分割。由此“商品检验”无法全面而准确反映进出口质量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市场体制下质量监管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性和多样性，很难依靠传统的行政方式予以处理。与之相适应的质量监管体制，必须要明确界定政府对质量的监管主要是宏观方面的，决不能代替企业作为质量的微观主体的职责。
法检目录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在主观上，导致系统内对自身工作范围产生了误导。系统内外长期都将法检目录作为检验检疫部门工作的职能边界，形成了监管范围仅限于目录内的误区。在实际工作中，检验检疫部门的工作重点更多局限于目录内，而对目录外存在的质量安全隐患，往往鞭长莫及，形成了大量日常监管“盲区”。在客观上，制约了检验检疫部门对质量安全的有效监管。现有的法检目录主要是由国家质检总局、商务部、海关总署3个部门联合制定，当进出口质量安全风险变化、突发质量安全事件时，尤其是出现目录外商品问题时，很难进行实时快速的更新、调整。
以出具通关单为代表的事前检验，全程监管模式淡化了企业的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都经过检验检疫部门的考核、认可，每批进出口法检货物的质量也必须得到检验检疫《通关单》确认，行政权力深度介入企业微观经济行为。根据“权责一致”原则，权力延伸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责任。作为质量安全责任真正主体的企业，则在放弃自己部分权利的同时，部分放弃了自己需要承担的质量安全责任。这种监管方式，隐含着以政府公信力为代价，对企业质量安全责任担责，而企业得以规避。只要检验检疫部门检验合格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必然伤及检验检疫声誉。
重检验轻监管的立法思路难以满足外贸发展需要。在由政府机构直接实施检验的模式下，有限的行政资源与外贸增长的矛盾日益凸显。行政资源大量消耗于日常微观检验，而宏观质量监管效能打折。即使“抽批检验”，行政资源也无法满足检验需要，检出率与外贸增长必成反比，造成出口机电产品检验“检不出”的类似负面传言。从签发通关单的那一刻起，检验检疫机构对该批货物的质量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包括未被抽样检验的产品质量。然而，现场查验并不落实，主要依靠企业诚信保证，加大了检验检疫机构所承担的风险。第三方检测在快速发展，由于利益机制设计，检验结果多为国外进口商采信，导致许多法检产品的“双重”检验，往往“法定检验”受到出口企业抱怨。
修改建议
将法律名称改为《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法》，准确定位检验检疫部门的核心职能。质量安全作为总体质量的底线，不仅需要市场质量监管和社会质量监管，最重要的只能来自于政府的质量监管。因为，对一个社会总体质量安全底线的设定，不是某个社会组织或某些企业自愿设定的结果，而是一个社会强制性的最低标准。因此，确保进出口总体质量安全，是检验检疫部门质量监管的核心职能。
取消法检目录，所有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纳入监管范围。为了更好的对进出口产品质量安全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管，检验检疫部门的监管范围将由过去的局限于法检目录，转变为所有的进出口商品的质量安全。“质量安全”作为宏观质量管理最重要的变量，由此，把握总体质量现象的本质，进而提炼出推进总体质量发展的科学规律。检验检疫部门通过对进出口质量安全实施有效的监管，深入掌握进出口总体质量发展的科学规律，提高自身工作的目的性、有效性，提高进出口质量安全水平。
改革“通关单”为代表的事前检验监管模式，引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监管模式。无论是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还是从有限的行政资源、扩张的监管对象的角度，检验检疫部门都不可能承担质量安全的全部和最终责任。检验检疫部门只是一个监管的责任主体，真正责任主体依然在企业。检验检疫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尊重企业自主权，依靠市场机制，激励和约束企业成为进出口产品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但有限行政资源将如何有效监管海量商品，确保总体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全面导入风险管理的监管模式刻不容缓！不仅是对出现质量问题的事后追溯，更要把握潜在质量安全风险，实施预警，防范系统性和全局性的质量安全风险。
取消“收费”，公共服务行为由公共经费保障。要保持政府质量监管的权威与公正，监管部门与监管对象不能有利益关联。在行使质量监管职能的时，检验检疫部门所采取的抽查检测行为，是履行职能的法定手段，绝不等于政府对企业的质量服务，而是一种基于法律授权的质量监管公权的行使。向企业收费，混淆了检验检疫部门监管行为的公共性，有可能变异为利用行政权力向企业强行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