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广州日报》报道，1月29日，广东中山市食药监局通报，从2014年5月10日《中山市举报食品药品违法行为奖励办法（试行）》生效试行至2014年12月31日，该局共发出举报奖励53宗，目前已向53人次发放奖励金39.18万元，获得1万元奖励的39人次，获得500元奖励的1人次，获得100元奖励的13人次。
中山市食药监局稽查局局长岑志勇表示，该局拟提高奖励金额，目前正处于与公安部门沟通协商阶段。
此前曾报道，全国多地食药监部门设立了举报奖励制度，但却苦于奖金发不出去。
贵州省财政安排奖励资金300万元，但2014年仅奖出10万元。一方面是无人领取，一方面是举报热情不高。2014年，泸州市出台了《泸州市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以来，符合奖励标准的有8人，但仅有4人前来领取，领奖者普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
发现，上海、南京、泸州、马鞍山、蚌埠等地均出现类似问题。其中，南京举报违规药品的奖励制度设立了四年，每年均有投诉举报，却无一人领奖。
多名食品安全专家向表示，举报者确实对打击报复存在顾虑，对政府保密能力和责任心存疑，另一方面，大部分人举报不为钱，而是出于公益心或维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告诉，现在设置的30万最高奖励额度过低，而举报可能牵涉上亿的利益，首先，举报人不能再在原企业继续工作，其次，其他企业可能不再招聘举报者，生活压力大，举报成本太高，而奖励太少，因此积极性不强。刘俊海认为应该大幅度提高奖励金额，不设上限。
刘俊海称，奖励金额的设定，也应该综合举报案例的经济、法律、社会效果，而非以货值金额来评估奖励金额，对有重大贡献的举报人，要联合公安部门进行保护。
如何才能够让举报制度最大限度发挥其维护食药安全的初衷？刘俊海认为，目前，应该把地方性的举报奖励制度改版升级为全国性的实时联网产业信息举报系统，每个公民都能够在线举报和查询相关产品的信息，“这样就可以避免人情、权力等关系的私下勾兑，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此外，某产品在贵州被举报，但它不一定在贵州生产，这个系统也可以帮助消费者进行产地追溯，全国联动，给食药监部门提供办案线索”。
“最严苛完善的监管制度才能催生最安全的食品。”刘俊海说。
而青岛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孙京新认为，举报制度只能食药部门监管的辅助手段，政府部门要负起对主体责任，不能因此懒政。“你看现在的很多食品安全问题，都是爆料人或媒体曝光，食药部门才介入查处的，这个问题值得反思。”孙京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