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人大浙江团分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朱张金拿出两罐大米，其中一罐是“注水大米”。去年的同一场合，这位浙江海宁市华丰村的党支部书记带来一些问题食品。
同一时间，北京会议中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主任欧阳泽华，讲述激素猪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一头猪养一年140斤左右，而现在却能达到250斤，这期间，起更大作用的是猪饲料当中的激素。
同一天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冯平，在中国政法大学参加一场座谈会，讨论最热烈的话题还是那四个字———食品安全。
从本次两会开幕以来，走进各代表团和各界别的分组讨论会议室，食品安全频频被提及。如何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记者梳理后发现，代表委员们的建言大体可以归结为三大方面，分别是从源头抓起、修改和健全相关法律、建立监管网络和统一数据库。
■抓源头食品安全 要从土壤安全抓起
“1995年颁布的《土壤质量环境标准》已经滞后于时代了”
朱张金在会上拿出的两罐大米中，有一罐是注了水的。“10吨大米可以注水1吨，也不能多注，否则米就开裂。”让朱张金担忧的是，大米本身就便宜，用来注的水，往往是河水。朱张金介绍，注水大米主要是小型加工作坊生产，正规企业不会这么做。主要流向是大型食堂，“食堂里往往都是招标，而且价格是唯一评判体系，所以加工作坊为了中标，把价格压到成本价以下，为了赚钱，只能加水。”就此，朱张金提出建议，一是规范加工作坊，提高加工门槛，或者取缔关闭这些不正规的大米加工作坊。另外，招标时不能以价格为唯一标准，也应该加入对质量的要求。
从食品安全事故出现开始，人们就呼吁食品安全要从源头抓起，该如何抓呢？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祐康食品集团董事长戴天荣今年带来8份提案，其中有6份跟食品安全有关。“我认为，食品安全要想事半功倍，一定要从刚性食品抓起。”戴天荣对本报记者说，“刚性食品的安全源头在农产品生产，之后在生产加工和仓储运输过程中逐渐放大。刚性食品包含厨房食品、茶几食品、餐饮食品和礼品。”
戴天荣认为，想从源头抓起，一定要重视土壤污染防治，这才是食品安全的基础。戴天荣说：“目前我国还有土地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1995年颁布的《土壤质量环境标准》已经滞后于时代了。”
戴天荣认为，很多企业没有落实标准和法规，不是“不想做”，而是“没有能力，做不好”。
“跟农业食品有关的标准有31900多项，食品安全标准限量5000多项，至于涉及到农药、污染物、添加剂等多种风险物质，每一个都涉及很多个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再加上那些地方标准和限量指标，也就只有一些大的企业能做到位。”戴天荣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各级政府部门为那些中小企业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提供帮助和服务。
湖南熙可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阳国秀也认为，从源头保障食品安全，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帮扶政策。电话中，阳国秀对本报记者说：“一方面出台政策扶持大型食品企业建立自己的种植基地，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小的种植户和农户，要加大帮扶力度。”
■抓法律多年呼吁出台《畜禽屠宰法》
牛、羊、禽的屠宰没有专门法律来规范，成为监管空白
冯平是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今年带来的提案是呼吁出台禽畜屠宰法。“这个提案我从2003年开始提交，今年已经十多年了。”
据冯平观察，从2001年至2013年，央视共报道69起突发性食品安全事件，其中与肉类食品相关的20起，占比近29%。“去年3月份，也是两会期间，黄浦江上漂一万多头死猪，这么大的数量，为什么没人管？”说到那起事件，冯平脸上有一抹沉重：“这说明没有法律去规范。”
冯平介绍，2008年国务院修订了《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商务部也制定了管理办法，但占肉类总产量36%的牛、羊、禽的屠宰至今没有专门法律来规范，成为监管空白。同时，《条例》对生猪屠宰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缺乏应有力度。
虽然新刑法规定了食品安全罪，但较为笼统，屠宰违法的刑事追究界限不清，导致有案不立，以罚代法，违法成本低，未能剥夺违法分子再次犯罪的条件和能力，威慑力不大。“这是加工病死猪、制售‘打药注水肉’、制作‘假羊肉’等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冯平激动地表示。
对此，冯平再次提出建议，尽快出台畜禽屠宰法，填补立法空白，将国际广泛采用的安全责任保障、安全风险评估、安全预警、安全危机处理、事故处理、事故赔偿、责任追究、缺陷产品召回等重要内容写入该法。“其实对这个法，没有任何部门来阻碍，但就是立不上。”冯平说，“全国人大每年立法的件数有限，这个法一直排不上队。”
和冯平专注于畜禽屠宰法不同，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专职副主委郭乃硕建议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通过法律手段，在养殖行业和食品生产加工行业培育发展一批信誉优良的企业作为“正面典型”，另一方面要加大食品安全犯罪惩处力度。“从当前来看，《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对食品违法犯罪行为处罚缺乏力度，没能从危害公共安全的立法角度设定食品加工、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追究公司法人和责任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法律的威慑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郭乃硕说，“刑法中关于食品犯罪的罪名和量刑也有待增加，例如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虽然量刑严格，最高可判死刑，但其仅对食品掺杂掺假行为有效，对饲养牲畜过程中添加瘦肉精等犯罪却无能为力。”
■抓数据强制各机构分享检测数据
“有义务把这些数据纳入食品安全风险检测国家大数据管理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刘昕今年带来的建议是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大数据平台。“食品安全涉及到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需要覆盖全过程的动态监测才能保障食品安全。”刘昕介绍，我国有各种各样的食品检测机构，包括国家、地方、高校、科研机构和第三方检测机构等，每个机构都有各自的检测数据，但机构之间不能数据共享。
“我建议，国家强制要求这些检测机构，有义务把这些数据纳入食品安全风险检测国家大数据管理平台。”他说。
两会开幕前夕，本报记者收到来自民进中央提交本次会议的提案摘要，其中第20条就是《关于构建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平台的提案》，提案中也表达了“各部门沟通不畅，没有共同的信息平台”的问题。提案建议，国家和省级先行整合资源，市县区级逐步整合。
本报特派北京记者 袁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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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食品安全保障基金 让受害人第一时间获赔
“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以三个“最”，来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政协委员们对如何落实监管、处罚、问责提出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岳泽慧曾长期从事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她告诉记者，对于地沟油，有时候监管还真检测不出来；农药超标如果达不到一定量也不一定能检验出来。所以应该制定清晰完善的检疫检测标准，这样才能建立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基本信心。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武说，目前我国种植业生产的基础规模小、作物栽培方法传统，大部分农作物混合种植，客观上容易导致农药的使用混乱，监管起来很麻烦。“今后大力发展规模化生产，由小规模种植变成大规模种植，在规范化管理下，农药使用的安全性就会越来越好。”
李武还指出，农田存在重金属污染、农药残留、有害微生物、病原菌，因此农田作物超标主要与大环境的污染密切相关；而肉类、水产品则主要是抗生素残留，人为因素多一些。监管应分门别类、有针对性地加强科技检测手段。
全国政协委员、律师刘红宇建议，建立食品安全保障基金，让受害人第一时间得到赔付，同时可以聘请食品安全专业人员，让他们进入食品生产一线去了解问题。此外，还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例如建立神秘顾客制度，让食品监管如影随形。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马光瑜建议，加大监管信息公开力度，通过公开不良记录，给予失信企业除行政处罚之外的社会道义处罚，加大对失信企业的惩戒力度。
马光瑜还建议，把食品安全纳入政府政绩的考核指标，而不是归结于某一部门的责任。“指望一个监管部门把食品安全管好，是不可能实现的，需要多方面协同作战，食品安全要形成社会共治的局面。”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