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应由中国作出”
“这场讨论是在中国进行，涉及的是中国公众，所以我认为我无法插手这场讨论”
[背景]
与欧洲的“反转”主要源于对有机农业和自然农作物的追求不同，中国的“反转”运动起源的原因更加多样。中国官方和科学家不擅长与民众沟通，这为“反转”声音提供了空间。
在中国早期的
“反转”力量中，来自欧洲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支持无疑是最有力的。例如，2005年，绿色和平发现一些中国科技公司擅自将试验稻种供向市场，最终逼迫湖北省农业厅铲除了已种植的上万亩水稻。
2012年8月，“黄金大米事件”曝光。研究者提供了跨国公司先正达集团研制的转基因“黄金大米”，受试者为72名湖南省衡阳市一所小学的学生。其中24名儿童在21天的时间里，每日午餐进食60克“黄金大米”，但研究人员隐瞒了试验中使用的是转基因大米，仅发放了知情同意书的最后一页，违反了国际医学伦理准则。事情曝光之后，研究人员致歉，试吃大米儿童获得经济补偿。在这一事件中，绿色和平准确地抓住了相关部门涉及违反规定或程序的事实证据，并在现有法规、科学伦理的框架内提出质疑。
以绿色和平为代表的环保组织的“反转”方式，还是在科学范畴之内。另一种天马行空式的声音，则将转基因妖魔化和政治化。2008年开始，一家政治评论网站发表了大量反对转基因技术的文章，声称转基因技术受“美国控制”，是“灭亡中国的阴谋”，并指转基因玉米“造成广西大学生精子质量降低”、某食用油公司使用转基因大豆“祸国殃民”。
财新记者：你觉得中国需要转基因作物吗？
休·格兰特：这不是某一个公司可以决定的。关于中国粮食生产的决定，是战略性的。我不认为转基因将是惟一的决定，但非常清晰的是，中国粮食的产量需要进一步增加。
要还是不要转基因作物，应该由中国自己来做决定。我是一个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欧洲人，我很难说出“相信我”。我认为，对于转基因安全性的评价，必须在中国、为中国，而且由中国科学家和监管者来完成。
财新记者：你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转基因讨论了解多少？在中国，一些人认为，孟山都是一个阴谋，是“美国政府用来攻击中国的生物武器”。你是否听说过？你怎么看？
休·格兰特：我认为很可笑。事实、真理、常识和科学道理是合理决策的基础。对以科学为基础的公司来说，当讨论偏离了事实和科学道理，变得多么奇怪都会有可能。你说的这个指控我并不知道，但事实是，孟山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项研究，许多其他公司，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也一样。
也可以用另一种说法作为回击。未来我们将怎样供养多出来的20亿到30亿人口？这个话题更值得关注。我不会浪费时间忧虑那些疯狂的噪音，而会致力于参与关于水资源和土壤的更加有意义的讨论。
财新记者：不少反对转基因作物的人士目前无法找到科学证据，但他们仍认为转基因有潜在的、未知的风险。这种说法现在很有市场。你如何评价？
休·格兰特：你可以选择面对“如果”，你也可以面对现实。现实是，这些作物已经种植了将近20年了，科学证据也已经过了同行评议，并且获得了独立监管机构的肯定。说到安全问题，我可以理解有不同声音的存在，但现实是，科学界已经完全地反驳这些说法。我认为在一场科学的讨论中，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所在星球的饥饿需求，这些科学技术能够提高食物的品质和营养。
与不理性的声音争辩非常困难，我只能陈述事实，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正如多年前的一些陈词滥调，如“人就不应该飞翔”，所以飞机就是危险的。我理解这些技术所带来的改变会让人们感到忧虑。但这场讨论是在中国进行，涉及的是中国公众，所以我认为我无法插手这场讨论。
财新记者：中国科学家已经在生物技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他们遇到了反对转基因群体的极大反对。你对他们有何建议？
休·格兰特：他们应该准备好发言，应该讲出他们的工作成果和对于社会的影响。有些时候，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非常聪明，但他们在对外发言方面并不擅长。科学家们应该越来越多地提高他们的沟通技巧，介绍他们自己的工作，驱散科学工作的神秘和恐惧感。
正在崛起的新一代人终将面对这些挑战。我的建议是，重点要放在年轻人上，要和年轻人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