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新世纪》 记者 崔筝 实习记者 杨洁 张霞
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已进入中国人的生活。
当前，中国90%以上的棉花，是转基因的，这一技术一度挽救了中国的棉花产业。同时，中国对进口大豆依存度超过80%，进口的产品主要是转基因大豆。中国官方推动的农作物转基因研究已进行多年，最终目的是产业化。
在全球，已经有大约1.7亿公顷的土地使用了转基因种子，约占全球现有耕地总面积15亿公顷的11%。转基因在北美洲、南美洲、非洲的许多地区，已正式产业化。
中国未来对转基因将采取何种态度？是像欧洲般经过多年抗争、权衡后开始松动，还是顺应大量民众的反对声音，短期内仅进行科学研究而不产业化？答案尚不得而知。
目前明朗化的是，在近五年间，经过一轮又一轮反转基因（下称“反转”）声浪，中国的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进程变得更加艰难，甚至举步维艰。
反对者们或许没有注意到，在转基因作物面世20余年并大量种植的情况下，尚未出现一起不安全事件。2013年6月20日，在国际农业领域享有最高声誉的“世界粮食奖”首次颁发给转基因作物研究者——美国孟山都公司（下称孟山都）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罗伯特·傅瑞磊（Robert Fraley），以及另两名转基因研究者。
上述成绩并不为中国的“反转”人士认同。在近五年中，“反转”的声浪远远盖过支持转基因（下称“挺转”）的声音，祸国论有之，基因飘移论有之，致癌致病论有之，还有未知伤害论，即“现在找不到转基因的害处，不代表就真的没有，这要经过一代甚至几代人之后才有可能真正知道”。
几年之间，中国的“反转”和“挺转”人士频繁活动，在网络和现实中论战、奔走。不少时候，双方并不能理性沟通，对话往往沦为争吵甚至谩骂。
“挺转”者有时批评“反转”者不懂科学甚至愚昧，“反转”者则认为“挺转”者过于自大和不谨慎。
三年半以前，财新曾推出相关报道（参见本刊2010年第13期封面报道“转基因恐惧”），在社会上反响强烈。而今，本刊再次关注转基因话题，原因与三年前一致，旨在呼吁“挺转”和“反转”双方能够理性沟通，更呼吁公众能够理性看待转基因。
基于此，我们专访了转基因领域最具争议性的跨国公司孟山都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休·格兰特（Hugh
Grant）。讨论转基因，无论中外，都逃脱不开孟山都。这家公司提供了全球70%的转基因种子，更是转基因作物的最早研发者。如今，它每年仍将10亿美元以上的研发费用投入这一领域。
在全球“挺转”派和“反转”派人士眼中，孟山都的形象截然不同。前者认为孟山都贡献卓著，给全球农业带来划时代的革命；后者认为孟山都罪大恶极，先卖农药再卖转基因种子，为了钱不计其他。
孟山都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无论争议多大，理性讨论问题的前提应该是先了解孟山都，知道其在做什么、怎么做。
——编者
与休·格兰特的对话，是2013年11月22日早晨进行的，地点为他在北京下榻的酒店。
8点左右，财新记者见到了这位全球最大农业生物技术和种子公司的掌门人。55岁的休·格兰特执掌孟山都已逾十年。其姓名与一位著名的英国电影明星完全相同，但外貌毫无相似之处。那位影星以风流倜傥著称，这位孟山都的掌门人则以“光头绅士”的形象出现在财新记者面前，冷静沉稳，略显保守。
休·格兰特刚刚吃过早餐。他轻描淡写地回应了互联网上关于他只吃有机食品的传言，“我什么都吃，不会考虑是转基因的，还是非转基因的。”这位美国公司的大老板，语调中依然带着其家乡苏格兰的口音。
孟山都在66个国家设有办事机构，总部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休·格兰特是英国苏格兰人，1981年作为产品发展代表加入孟山都，担任过孟山都欧洲、美洲的多个产品和管理职位。2003年，他出任孟山都全球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在孟山都32年工作生涯里，休·格兰特习惯了全球范围内对孟山都的争议。他说，作为一个欧洲人，他深知欧洲在最近20年间的反对转基因过程，由此，他也能理解和体谅当前大量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的不友好态度。
孟山都在中国公众中也很有名气，这主要是因为转基因争议，而不是它的中国业务。事实上，2012年孟山都135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中，中国收入仅占1%。
中国的部分“反转”人士认为，转基因不但不安全，甚至是一种祸国殃民的技术。在中文网络论坛，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质疑转基因技术的文章中，“孟山都”这个名词经常与“致癌”“阴谋”等联系在一起，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美国的生物武器”。
休·格兰特称，在全球的主流科学界，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是认同的。但全球许多反转基因讨论，“更多地成为情绪化的讨论而不是科学的，我们很难赢得一场情绪化的辩论。”
谈到中国的转基因问题，他说，中国未来是否选择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应由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家决定，“我一个外国人没有发言权”。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话题，很难对中国公众说出“相信我”这样的话。
孟山都与中国有着过往交集。
上世纪90年代，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曾被批准在中国种植，几年之间因为抗虫害的有效性，一度占有中国90%以上的棉花种植面积。不过，几年之后，中国自己发展的转基因棉花将孟山都赶出国门。
此次中国之行，休·格兰特面见了中国农业部等部门的官员，并与中方合作伙伴有深入交流。
鲜为人知的是，孟山都在中国有着大型的传统玉米育种项目，未来可能还会大加发展。在转基因生物技术领域，孟山都也一直在等待中国市场大门的再次开启。
2013年，对于孟山都来说注定特殊。年中，首席技术官罗伯特·傅瑞磊获得“世界粮食奖”，这意味着国际粮食界对转基因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的承认。年末的11月29日，国际学术期刊《食品化学毒物学》决定撤销2012年9月刊发的论文《农达除草剂和抗农达转基因玉米的长期毒性》——这篇论文宣称孟山都的转基因玉米可能致癌，一度成为近年全球“反转”声浪的核心文献。
但休·格兰特认为，全球对转基因的争议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不可能一夜之间，这一页就翻过去了”。
孟山都的中国战略
孟山都称在中国的工作重点是传统育种，与转基因无关
[背景]
孟山都最早于1996年进入中国，开始经营农化业务和生物技术授权业务。当年，孟山都将第一代转基因保铃棉技术引入中国，有效地控制了棉铃虫危害，在提高棉花产量的同时减少农药喷洒，增加了中国棉农的收入。
但孟山都的抗虫棉并未从此叱咤中国。1999年，中国自主的转基因棉花开始产业化种植，占据了价格和政策优势。如今，国产抗虫棉已彻底击败最初引入的孟山都产品，占据了90%以上的转基因棉花市场。
2001年3月，孟山都与中国种子集团公司合资成立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中方为大股东），开始在中国推广迪卡品牌的玉米及向日葵杂交种子。
目前，孟山都在中国拥有多家合资和独资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在中国经营的业务包括：杂交玉米种子，抗虫棉及抗虫棉杂交种子，蔬菜种子（杂交）和农化产品。与后来居上的先锋国际良种公司等跨国企业相比，孟山都的布局慢了许多。
“孟山都的中国战略可能与抗虫棉的遭遇有关系，当年占据了市场又退了出去。他们对中国市场的评估，可能认为攻势要慢一些。”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评价。
财新记者：请问你此行的目的？
休·格兰特：这是一次常规的访问。我尽量每年或两年来中国一次。这次我与同事花了一周时间，参观我们的中国办公室和一些不同的机构。我们分别拜会了来自中国农业部、科技部和商务部的一些官员。
财新记者：这些会面有什么值得提及的内容吗？
休·格兰特：我们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对话。孟山都与中国种子集团有长久的合作关系，合作的工作重心是传统育种，主要是玉米。在中国，我们看到许多能够增加玉米产量的机会。
现在孟山都在中国有六个育种站。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宽广的气候区，从热带到极早熟的玉米成熟区。所以，要培育不同类型的玉米种子以适应每一个区域。未来要获得显著增加产量的机会，需要根据不同区域做育种。
财新记者：你说你们在中国的工作重点是传统育种，这与转基因无关？
休·格兰特：是的，当最终确定之后，这个项目将成为孟山都的全球大型育种项目之一。
孟山都的农业生物技术（主要是转基因技术——编者注）很吸引眼球，但其现代育种技术不为人知。在今天，中国的玉米产量每公顷不到6吨，美国的产量则将近11吨。中国的产量没有理由赶不上美国。
财新记者：孟山都自称有很好的转基因种子，是否有计划在中国发展转基因作物？
休·格兰特：我想这需要很长时间。中国的科学家和研究者正在（转基因方面）取得重要的进展。但除了棉花，孟山都还不能在中国做转基因作物田间实验。我认为，三年至五年内，改变中国玉米产量的关键，还是玉米育种和农艺学方面的技术。
财新记者：你是否有计划将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带到中国市场？
休·格兰特：孟山都目前的计划集中在育种上，短期目标是与合作伙伴共同运作这些育种站。至于长期计划，都还是假设，因为除了棉花，孟山都其他转基因种子未获批进入中国。我们抱有对生物技术美好愿望的同时，还要看到中国市场的现实。
财新记者：如果中国政府未来放松了转基因管制 ，你们会进入中国市场吗？
休·格兰特：会的，但这依然是假设，政策不允许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展转基因种子业务。我无法猜测中国政府，他们目前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晰，（短期内）我无法期待有所改变。
根据现实，投资和决策只能是基于可能的事情，而不是梦想和希望。目前有可能的是，通过育种实现产量增加。我非常有信心，孟山都有能力给中国的种植者提供更多的机会、更高的产量。
财新记者：孟山都多年前获得了中国第一个进口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当时与政府的谈判是怎样的？你认为中国对转基因的态度是否过于谨慎？
休·格兰特：当时并不是谈判，而是科学评估，是一个或接受或拒绝的答案。批准进口意味着对一种产品营养价值和安全要求的接受，所以这个过程永远都不会是谈判，这些事情是无法谈判的。
根据我的经验，所有的监管机构都是谨慎的。我并不认为中国有任何不同。我也认为就应该如此。作为公司，我们生存在这样的框架之内，并不能改变或主宰它，只能遵守规则。事情本该如此。
我也在关注着全世界对于农业生物技术的辩论，特别是欧洲。我来自英国，在过去的20年中，也看到了那里发生的（反对转基因的）事情。对中国而言，转基因是一个新的话题，其实这个讨论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进行很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