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事物，人们的本能反应是“它对我有什么好处？”“它有什么问题？”。而推广一种新产品，就是与人们的天性做斗争——不但要让人们看到好处，更要打消人们的疑虑。只有好处大大超过了疑虑，这个产品才能推广开来。比如手机，虽然“手机辐射致癌”跟“转基因致癌”一样可以算得上“经典名谣”，但这个谣言却没有阻止各种新型手机的热销。
转基因在中国的困境就是来源于人类天性的反应。“它对我有什么好处”——少用杀虫剂、减少劳动强度，对消费者来说太遥远了。虽然归根结底会带来价格的降低，但商品价格的影响因素太多，消费者未必能切身体会。何况，转基因所降低的价格对中国人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在“有什么好处”没有明显吸引力的情况下，“有什么问题”就很容易被放大。“致癌”“不育”“控制中国粮食的阴谋”“监管缺失”等等，再低级的谣言都会有人信。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大批的“反对者”也就顺理成章。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有意地去“造谣”、“传谣”或者“愚昧”、“无知”，而的确是充满了疑虑。
不管是转基因产品还是别的新产品，消费者手中的钱才是最终的决定者。消费者拒绝一种产品，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宏大”的理由——凭什么就非得去买转基因？
归根结底，转基因要想走出困境，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除了讲解它“跟传统产品一样安全”，还得让消费者感受到切实的好处。
想要让它向消费者显示好处，就必须获得“民意”的“不反对”。在主流民意“不反对”的情况下，转基因产品才能像那头进入贵州的驴一样，获得与“勇敢”的消费者接触的机会。
目前，积极“挺转”与极端“反转”的人也都是少数。大多数人是处于观望状态但偏向反对的态度。想让人们短期内转向“挺转”并不现实——如何让他们“倾向于”支持，或者“不反对”，才是中国转基因研究和产业界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专业知识上，大多数消费者的顾虑与质疑也很不“高级”。“科学家们解释了无数次”，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就已经清楚或者接受。行业的推广者们，需要向“反转控”们学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痛心疾首地“痛斥”与“打击”固然可以让坚定的支持者大快人心，但对那些观望状态的人却难有影响，反倒会把相当一部分人推向“反转阵营”。
宣传与科普，仅仅是解决困境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科研界、产业界与监管部门，如何去打消中间观望者的顾虑。比如说，很多人担心“监管不力”。实际上，中国目前批准的转基因粮食比欧盟还要少，审批不可谓不严，但审批文件与过程的公开与透明度不足，难免让公众产生“黑幕”的疑虑。不管说多少遍“我国有严格的管理法规和监管制度”，也比不上一起转基因种子从实验室流入生产领域的事件破坏性大——不把那些违规的科学家与生产者严厉处罚，又如何让公众相信“能够被管好”？
虽然从科学角度而言，转基因的标注完全没有多大的必要性，但在目前的民意下，用“严格标注”来换取中间观望者“不反对”，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