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海市市委书记李嘉参观过后，邹子龙与他所创办的绿手指农场(下称“绿手指”)受到外界的强烈关注。
邹子龙认为这些关注是好事，“或许能够帮助推广CSA模式，推动社会对农业、对农民的再认知”。
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即社区支持农业，是近几年在食品安全危机背景下，由国外引进，在全国大中城市逐渐兴起的一种新型农场运营模式。在该模式下，城市居民与农场签订份额订购协议，并预付款项，由农场定期提供生态型食材，两者间由此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风险共担的关系。由于农场提供的食材价格较高，服务对象为城市中高收入人群，因而这一模式又被称为“中产特供”。
绿手指便是CSA模式的新型城市农场。
如今，CSA农场已经在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的郊区实质存在。而其数量，由于更替速度过快，每年都有许多农场成立与倒闭，并未有机构做出过准确统计。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大多数CSA农场的运作都困难重重，处在惨淡经营之中。
绿手指无疑是幸运的，进入经营期的第三年后，就逐渐实现了收支平衡。
引发政府关注
5月13日下午，太阳很猛。绿手指创办者邹子龙、合伙人钟倩琳与几名农业工人正在农场里采摘蔬菜瓜果。
农场主邹子龙，2011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研究生。他的另外两名合伙人，妻子陈弈好和研究生同学钟倩琳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名校毕业生的身份是绿手指受到外界关注的原因之一。
两年前，邹子龙等三人承包了珠海市三灶镇榄坑村后山上的这片山地。如今，在已经开垦的80亩菜地上，种着甜麦菜、茄子、南瓜、红苋菜、葫芦瓜等十多种蔬菜瓜果。此外，他们还养了29头黄牛、50余头猪，以及各种禽类。
5月13日这一天，从采摘，到把堆放在路边的蔬果都装上车，再运送到村里的库房，已经是晚上8点多。但在休息前，邹子龙他们还必须把这些蔬果进行分拣、称量、包装，以便在第二天早上送到80公里外的珠海市区。他们自己有一辆小货车用于送货。
如今，绿手指已经有了70多个定制份额客户。绿手指与这些客户签订的认购合同约定，客户按要求预先付清款项，农场则每星期给他们送两次货，“大份”的蔬菜每份9斤，全年费用为5140元；“小份”的6斤，全年3440元。合同特别注明，“如果遇上台风、雨涝等天灾，可适当减免蔬菜供应量。”
进入2013年，绿手指引起了珠海市政府的注意。年初，珠海市市委政策研究室撰写的一份关于绿手指的报告，被呈交至珠海市市委书记李嘉的桌上。报告认为，绿手指为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毕业生所创办，属于应该鼓励并宣传的“大学生创业范畴”。同时，三名年轻的创始人中两名均为24岁的年轻女孩，属于“妇女自主创业”，应给予扶持。
上述报告的背景，是年初中央政府在中央1号文件中首次提出了“新型农业农民”、“家庭农场”的概念。这，成为各省市政策研究室关注的重点。
4月22日，绿手指的三位合伙人收到珠海市政府的座谈会邀请。5月5日，李嘉参观了绿手指。
渴望获得健康食材
CSA理念1970年代起源于瑞士，之后逐渐在欧美日兴起。本世纪初，我国一些NGO组织以环保、支农扶农的名义将CSA农场引入国内。但直到2008年，由于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成功，这一模式才开始在国内得到推广。
如今，国内比较有名的CSA农场有深圳艾维塔农场、上海青蓝耕读合作社、柳州爱农会、成都久天家庭农场等。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类CSA农场的创办者大多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有的甚至是“海归”。比如广州丹升农场的创办人陈忠亮原为7-ELEVEN便利连锁中国公司创始人之一，广州福地生态农场的创办人唐棠则是海外留学生。
“我和我丈夫创办丹升农场，是想着为更多人提供健康的食材，没有农药的蔬菜与大米，给后人留下一片没被污染的耕地。”广州丹升农场的李滨江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广州“城乡汇”，一个一直致力于在珠三角地区推广CSA模式的NGO组织，其干事黄义对本报记者说，在CSA理念中，除了倡导有机种植外，还有教育、文化上的功能—让城市里的人更亲近土地，认识粮食与蔬菜的来源。
可以说，CSA农场在中国的出现与传播具有一种天然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理想除了“让更多人吃上健康的食材”外，还有另一层含义：改变农民与农业的社会地位。
CSA农场的大多数创办者认为，在我国现有语境下，农民与农业是“低下”的，农产品(6.92，0.11，1.62%)价格偏低，城乡割裂；而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愈趋严重。他们希望这些能得到改变，希望人们可以从经营良好的CSA农场上看到，农业是可以挣钱的，农民是可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的。
因而，每一位CSA农场的创办者在最初都有着美好的愿景，他们认为，尽管农场提供的有机食材价格偏高，但对于中国2-3亿渴望获得放心食材的中产阶级来说，价格并不是个问题。
邹子龙说，只有经济上可行，CSA农场才有推广的价值。
“中国式”亏损
在连续亏损了两年之后，直到今年年初，绿手指才逐步实现了收支平衡。但在现实中，像绿手指这般幸运的CSA农场寥寥无几。
黄义告诉本报记者，如今，CSA农场已经在北京、上海、成都、深圳等超过60个城市的近郊广泛存在，但它们大多经营不善，处于亏损状态。
自2010年创办以来，广州丹升农场的投入已经超过400万元，现在每月仍亏损近10万元。丹升农场租地约500亩，但由于生产的蔬菜卖不出去，现在只开发了其中的50多亩。
创办者李滨江感到一种悲哀，她说，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一方面对频发的食品安全危机不满，另一方面却又对CSA农场生产的有机食材不信任，“价格虽然高一些，但他们不是没有钱，主要是不信任。”她认为，当前人们对有机食材的认识是很浅的，CSA农场本身没什么宣传能力，而政府在宣传有机食品方面基本上是沉默的。
在蔬菜有机认证上，“一个蔬菜品种的有机认证费差不多要1万多元，40个品种的蔬菜就要50万，这笔钱我们根本付不起。并且，得到了有机认证之后，销量也不见得就好。”李滨江说，“今年，有两家经销我们农场蔬菜的有机蔬菜店关张了。”
广州福地农场规模不大，只有30多亩，主要种植一些有机蔬菜和中草药。其主人唐棠说：“在广州，份额认购根本做不起来，去年我有做，但今年不做了。现在我们每月支出在5000-8000元之间，但收入只有几百元，有时候甚至为零。”
据广州“城乡汇”的调查，在广东，处于亏损状态的生态农场占九成以上，有一半准备关闭或处于半关闭状态，只有30%的农场决心维持经营。黄义说：“现在，光靠蔬菜的生态种植维持不了一个农场，那些活得好的，基本都将农场办成了农家乐。”
CSA农场普遍亏损并不仅仅局限于广东地区。在2012年12月于北京举行的第四届CSA大会上，与会的农场主都表示，各地CSA农场经营普遍不乐观。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在会上发言说，CSA农场“在小资的海洋里独舞，但跳得很艰难……更多的所谓中产阶级已经在为房贷所折磨，暂时还顾不上菜篮子。”
在挣扎中等待转机
在珠海市市委书记李嘉参观过后，地方政府许诺给绿手指建一个沼气池，协调延长土地租约，并透露愿意让绿手指成为建设中的珠海市委饭堂的食材供应商。
5月15日，在珠海市妇联的委托下，珠海市农商银行金湾支行几位负责人来到绿手指参观，并承诺提供18万元的免息贷款。
在被问及农场的未来规划时，邹子龙回答得特别谨慎，他说选择从事农业、推广CSA，从来就不是为了挣钱，只要有300户订单，就能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养活自己即将出生的小孩，“仅仅这样，我就会感到足够幸福。”但他又难掩自己的雄心壮志，说，以珠海、深圳的城市居民素质，农场客户完全可以做到1000户，甚至1万户，“将来，我们还会在珠海市区开直营店，甚至有机餐厅。别忘了，那边还有港澳市场。”
黄义也表达了相同观点。他说，虽然让国人接受CSA、接受10元/斤的蔬菜价格还需要时间，大多数有机农场也还在挣扎中生存，但中国有2亿-3亿的中产阶级，这批人对于吃上放心食材有着足够强烈的诉求。
不过李滨江却没那么乐观，她说：“我只能等待，等待城市里那些买得起有机蔬菜的人在农药的戕害下终于活不下去了，我或许就能活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