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江南果蔬批发市场发现数千公斤毒生姜一事，令市民谈“姜”色变。这些毒生姜产自山东。广州市人大代表叶雪文据此建议，广州应暂时先封杀山东生姜，在源头上堵住漏洞，并加强终端菜市场的检测。全国人大代表、律师朱列玉则建议加强散装农副产品的制度性管理，并建立黑名单管理制度。
根据农产品原产地建立追溯黑名单制度，的确能起到部分震慑作用，倒逼原产地经营者与管理者加强自律和管理。但如果说通过“封杀”能有效阻断某地问题农产品流入本地市场，则未免有些不切实际。
山东潍坊有农户使用剧毒农药“神农丹”进行大姜种植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广州在内的一些城市很快查出了本地市场在售的山东毒姜。这说明监管部门完全具备快速检测毒姜的能力，但在之前，却没有开展过主动检测。有关部门应付这类问题的一贯解释都是，农副产品品种繁多，产地各不相同，检测设备和人力不能满足需要。既然如此，即便有了所谓的“封杀令”，又用什么去保证“封杀”效果呢？
封杀令形同虚设的例子，在深圳就曾有过。2009年，深圳市多次检测出周边某市的一家生猪农批市场销售的猪肉含瘦肉精，于是下达了针对该地生猪产品的三个月准入禁令。但媒体很快发现，该项禁令流于一纸空文，问题猪肉照样大摇大摆进深圳。
“封杀山东生姜”如果成为政策选项，很可能错伤无辜。山东生姜并不都是毒生姜。舆论在传播毒生姜个案时，有意无意间都省去了具体的市县乡地名，而仅仅保留“山东”省名，本身就对无辜者造成了伤害。若直接“封杀”该省的所有生姜，殃及范围太广，必然诱发其他地方群起效仿，不少无辜农户将因此受到二次伤害。
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毒农产品，乃至方方面面存在质量问题的食品，及其他产品，在全国而言，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并非山东独有。这些都是监管失职的结果，让山东农民为之承担所有的代价，说不过去。并且，如果参照这样的“封杀”逻辑，那么全国各地各行业，都可能形成相互“封杀”的格局。最终，最大的受害者恐怕就是消费品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广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