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养猪过程中也经常会碰到猪会死掉吧？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村民：死掉也有，我们这里小猪死了，就马上（处理）了。
记者：怎么弄掉呢？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村民：放在地里埋了，埋在地里了。
记者：有没有人丢在外面的？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村民：我们这里没有，但是别处有人丢。
记者：哪里有？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村民：这条河里就会有。
记者：你说这河里是哪来的？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村民：我不知道，从哪里淌过来的，我们不知道。
解说：就在这家猪棚旁边的河道里我们见到了一只死猪。不过，记者在村里调查，上海市在几年前就出台了生猪限养措施，这里的养猪数量和嘉兴地区相比相差甚远。金山区的生猪存栏量在20万头左右，松江区的存栏量只有8万头，总量只相当于嘉兴市的6%，那么这些死猪为什么会被村民任意丢弃呢？
我们了解到，过去养殖户在遇到死猪时主要是村民自己深埋，随处丢弃的现象也相当普遍。
记者：那在没有（处理池）之前，这些猪都怎么处理的？
周根荣：死几头猪，有时候撂到河里也有，有时候就扔在荒地里，比方说这里有人家，我家住在这里，像那边没有人家的，就跑到那边，现在草不是新得不得了，往草里一扔，好了。
记者：当时乱丢，你也丢过是吧？
周根荣：我也丢过一些。
解说：从2009年开始，嘉兴就开始对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由政府出资兴建无害化处理池利用无害化发酵的技术，把死猪放到处理池里进行微化处理。
记者：这就是你们那无害化处理的池子是吧？
陈云华（浙江省嘉兴市新丰镇竹林村村支书）：对。
记者：打开看一下。
陈云华：好的，我来。
记者：哇，这都是死猪啊，这都是小猪。
陈云华：我们大多数收集的死猪都是小猪为主的。
记者：好大的味儿，那这里头还要洒药吗？
陈云华：一般情况下，我们一个星期洒消毒药水。
记者：那像这个猪在这里面要搁多长时间它就能腐烂了？
陈云华：一年左右。
解说：虽然每个养猪村都建有无害化处理池，但是我们在嘉兴采访时河道里仍然可以见到腐烂的死猪。一些村民告诉我们，这里河网密布，猪圈都与河流相通，所以很多村民都会像随手扔垃圾一样将死猪丢进家门口的河浜里。
这在当地非常普遍
保洁员：现在他们都打我电话了，以前没有打过电话的，现在都打，我说你（把猪）扔河里吧，他们说不敢扔了，现在不敢扔了，以前他们都扔在河里面去的，现在都不敢扔了，如果抓到的话，那罚款罚得厉害得不得了。
记者：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吗？
保洁员：他们不知道（保洁）电话，有时候图方便扔在河里算了，就这样子。前天我们开一艘船，到那边那个村上打捞了65头（死猪），都是被人扔进去的，从河里面捞起来的。
记者：现在还有吗？
保洁员：有，昨天我们西塘去又捞了几十头。
记者：他们为什么把猪扔到外面去，扔到河里？
周根荣：我觉得他们贪图省力，一扔多省事。
记者：那他们打电话村里都不来拿吗？
周根荣：打电话就来拿，自己不高兴打。
记者：打个电话不是特别麻烦吧？
周根荣：现在农村老百姓，百姓百姓百个姓，有些还挺可以的，有些不喜欢这样。
解说：截止到2013年，嘉兴市一共建了573座无害化处理池，但死猪无害化处理仍然明显跟不上养猪量剧增的现实。李今良家所在的龙兴村生猪存栏量有一万多头，但全村只在2011年兴建了一个无害化池。
记者：都满了，已经满了，这都已经放不进去了。
村民：放不进去了，所以那边在建。
记者：我看这个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放新鲜的了。
村民：新鲜的小的推到旁边去，四周围都是空的，堆的话都堆在中间。
记者：这应该是放进去蛮久的，都腐烂了。
村民：有（一些放不下了），直接挖地直接埋掉了，埋在这边旁边。
解说：作为养猪大村的竹林村，一共有七座无害化处理池，以竹林村每个月死猪平均200至300头的速度计算，这些无害化池显然难以满足需要，无害化池的容量有限也很可能是村民丢弃死猪的原因之一。
记者：但是我看刚才现在这个里头都装满了。
陈云华：还没满。
记者：还没满，对吧？
陈云华：还可以再放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
记者：还能放半个多月一个月，假如说它这要全都满了，村民要没有地方放，怎么办呢？
陈云华：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一般情况下，满一个建一个，不是哪一年建一个，是满了一个建一个。
解说：生猪养殖在嘉兴农村地区已经成为支柱产业，从建造猪圈、销售饲料、兽药，这里已经形成完整的养猪产业链，但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
记者：我注意到这么一个数字，就是从整个浙江省来讲，嘉兴市的水的断面的质量好像是全省垫底的，
余鸿伟（浙江省嘉兴市环保局副局长）：惟一一个不合格，这个我也不怕露家丑。
记者：嘉兴的水质之所以差，原因是什么？
余鸿伟：我们有做数据分析，主要的原因其中一项很大的就是氨氮，氨氮这个指标，主要也就是养殖业。
解说：养猪主要产生三种废物，沼液、猪粪以及病死猪，前两种花钱最多，而病死猪虽然花钱不是太多，但治理的难度最大，危害也最高，尤其对于“猪三角”密集养殖地区就更是如此。
记者：您作为一个环境部门的负责人来讲，像嘉兴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以养殖业为主的农村的支柱产业，但是我们也到底下采访的时候看到很多地方的养殖密度也确实非常大，从专业角度来讲，这么大的养殖密度是不是已经超过了整个嘉兴的环境容量？
余鸿伟：肯定的，这是肯定的。国际上有个叫亩均载畜量，一亩地上能养多少，这个数据国际上一般认可是一到两头，但我们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从我们公布的数字来讲，（全市总饲养量）是734万头。
解说：我们调查发现，今年黄浦江出现大量死猪并非单一原因造成，如果当地养猪的基数不是如此巨大，如果养殖户少有自私图省事的心态，如果今年春节前后南方没有连绵阴雨和持续寒流的天气，黄浦江中死猪的数量也许就不可能比往年有大幅增加，但是否这些就是死猪大量出现的全部原因呢？记者继续深入调查。
潘会民是新丰镇竹林村人，七个月前他因为收购贩卖死猪被收押，目前在等待法院的判决。
记者：你知道最近黄埔江上又出了很多死猪？
潘会民（犯罪嫌疑人）：我律师来过，跟我讲过，你现在抓进来了，外面的死猪都要满天飞了。
记者：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就是说你们被抓起来，跟那个黄埔江上出现了很多猪之间有关系吗？
潘会民：百分之一百有关系。
记者：百分之一百，为什么？
潘会民：因为没人收了。
记者：那你们当时没抓起来的时候，那江上有这么多猪吗？
潘会民：没有，基本上没有，很少的，有几个，有是有的，有一些人怕（别人说难听话），死掉一个猪，他们怕别人说难听话也不想卖，偷偷摸摸就扔掉，就是这样。
解说：潘会民收死猪的生意已经做了七八年，远近的养殖户都知道他做这个生意，一旦这些人家里有了死猪就会打电话让他去收购。
记者：收的都是哪几个村子？
潘会民：收的我以新丰镇为主，以前凤桥我也去的，现在凤桥归以前判刑判掉了，我们两个分界的。
记者：你们还有各自做生意的范围？那你那主要有几个村子？
潘会民：我整个新丰镇顺便平湖也带掉的。
记者：他是先给村子里打电话，让他们（保洁员）收走，还是说先给你打电话？
潘会民：一般如果我们在，肯定是给我们打电话。
记者：如果你们不要这个猪，他们再给村里打电话？
潘会民：我们不要他们就给村子里电话拉去，有些发绿了发臭了。
记者：那村民对你们做这个生意怎么看？
潘会民：很好，评价很高。
记者：评价很高，为什么？
潘会民：帮他们处理了，他们也得到了经济实惠。
记者：那没有人说你们做这一行的加工病死猪，对别人的身体不好，这良心上有点过不去？
潘会民：没有。
解说：在竹林村一带，做死猪生意的并非只有潘会民。马惠华是南湖区凤桥镇人，去年11月，他开始收购屠宰死猪。
记者：你知道，你们那一片做你这种生意的人多吗？
马惠华（犯罪嫌疑人）：去年有很多的。
记者：当时收猪的时候，问他们那些养殖户，猪是怎么死的了吗？
马惠华：我也问过，有的是生病，有的是打架打死的。
记者：那生病的你也收？
马惠华：生病的也收。
记者：那你当时收的时候，一般人愿意把猪卖给你吗？
马惠华：一般都愿意。
记者：一般都愿意？
马惠华：一般都愿意，不愿意（卖的话），他们要自己丢掉也是一样的，自己还要去丢嘛，他们还是省得丢让我们拿去。
记者：最高的时候，一头猪给了多少钱？
马惠华：最高50元。
记者：那你一天能够收购几头猪？
马惠华：一天有时候收购十来头。
解说：这些因不明原因死去的猪被死猪贩子收购、屠宰、分割之后，制成各种猪肉制品重新进入市场，而其中潜在的高致病性病毒也随之流传。
记者：他们都知道你们是收猪的？
潘会民：对。
记者：那有没有人比如说见了你们做这个生意的，还举报政府的？
潘会民：举报有的，有一个同行。
记者：同行也有的。
潘会民：竞争的，竞争的就是这样。
记者：举报到政府，政府管吗？
潘会民：政府肯定来了就来抓了。
记者：也来管你们。
潘会民：也来管我就来抓了，就是不举报他们不会来。
记者：病死的猪要加工给别人吃，这肯定有问题的你不清楚啊？
潘会民：这个不懂，法律意识不够全面。
记者：我想病猪肉加工了，您自己也不会吃吧？
潘会民：应该不会。
记者：你想让别人吃的话是不好，就是为了赚钱。
解说：2012年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公布实施，嘉兴市政府开始严厉打击死猪贩卖销售，连续破获多起死猪贩卖团伙，其中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村民董国权等人，在两年多时间里共收购屠宰死猪7.7万余头，销售金额累计达865万余元。
同期：被告人董国权，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解说：去年11月嘉兴市法院，判处了死猪贩子董国权等三人无期徒刑，这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记者：那原先死猪的时候都怎么处理？
村民：原先也有带出去了，带出去了他们都来，这里收死猪的时间挺早的。
记者：收死猪的。
村民：嗯，听说的。
记者：收死猪的会有死猪贩子过来收吧？
村民：以前是有，现在不是都抓去了，没有了。
村民：以前有专门几个人，到老百姓家里收死猪，大的死猪他们都收去，小的死猪老百姓自己处理，自己挖个坑埋掉，那么大的都是他们收死猪的收去了，现在他们都抓去吃官司了，一个也没有了，都吃官司去了。
记者：那是不是能这么说，过去有一些猪都卖给死猪贩子，现在死猪贩子没有了，多出来一部分猪有些人没有送到（处理）池里，就丢掉外面去了？
周根荣：对。
记者：有关系你觉得？
周根荣：对。
解说：人们没有想到，去年打击死猪贩卖销售居然和今年黄浦江上漂流的死猪有了某种联系。
随着上海和嘉兴两方面的通力协作，目前黄浦江和嘉兴区域内河流上死猪的数量越来越少。但是，从长远看，靠这种运动式的整治能否真正解决死猪的贩卖和丢弃问题？依然令人怀疑。
记者：在您看来，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建立起来，才会能有这样一种转变，我从不敢去丢变成我不会去丢？
蒋皓：我想这需要从源头上、本质上改变的一种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要发展我们的现代都市畜牧业，从整个养殖方式、养殖总量、养殖区域，包括养殖技术都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整个工作可能会有实质性的或者本质上的提高和改善。
解说：借助死猪事件的发酵，嘉兴市已经开始考虑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他们希望能逐步压缩散户养殖的数量，发展适度规模养殖，但是一个几十年形成的传统产业转型起来并非易事。
记者：从村民角度来讲，他们是更喜欢这种散户的自己的养殖方式呢？还是说那种规模化的养殖方式呢？
陈云华：老百姓肯定喜欢现在的养殖模式。
记者：就是自己家里头抓两头母猪回来就养了？
陈云华：对，我们竹林村，你看到大多数是自繁自养为主的，百分之七十的猪崽是自己养大的。
解说：如果短期内产业转型难以实现，那有没有可行的方式杜绝死猪贩卖和丢弃的问题呢？从2011年开始农业部专门出台文件规定，如果生猪养殖户的猪出现非正常死亡给予80块钱的补贴，就是希望在经济上疏导农户按照正常途径处理死猪，但是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村民对这80块钱的补贴并不知晓。
记者：80块钱，你们有吗？
村民：没有的。
记者：没有吗？
村民：没有，一分钱也不补。
解说：浙江省下发的有关补助病死猪的文件规定，自行处理的按每头8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集中处理的补助经费拨付给营运单位，这导致在现实当中补贴难以落实到村民头上。
记者：我看农业部那个规定，实际上这80块钱还真就不是说仅仅是给无害化处理这个环节的，其实从政策制定初衷，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希望能够通过给农民一定的补贴，一方面让农民减少一点损失，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农民通过拿到这个补贴，把死猪进入到一个正常的处理环节去，而不是要说把死猪卖给那些死猪贩子，如果要是这80块钱全部进入到无害化处理的环节，农民现在自己一点都拿不到。那我理解就是这个80块钱的补贴，补贴当时的政策目标就没有完全兑现。
蒋皓：因为这个政策贯彻过程当中是有精神要求的，我们会按照文件精神的要求来落实好这一块。
记者：至少目前来讲，现在农民还拿不到，是吧？
蒋皓：政策的落实需要一个过程。
陈云华：我们下一步这个渠道，下一步我们已经在做的东西，我们马上建一个焚化场，农户愿意把电话打过来，我们免费上门收，还要适当补贴一点。
记者：再给农户一点补贴？
陈云华：对，有这个设想。
解说：显然即便政府采取转型措施，目前小散乱的现状也恐怕一时难以转变。那么在现有的状态下，除了补贴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办法，能对死猪进行有效管理呢？猪的耳标或许还有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
记者：这就是耳标，对吗？
周根荣：对。
记者：那为什么有的猪上有耳标，有的猪上没有呢？
周根荣：有时候放到一起打架，有时候咬掉了，刚抓回来十头放一个棚里边，都待在一起最后要生小猪了分开了，一头猪一个笼，一头猪一个笼，这样子。
记者：如果它掉了以后，就不再给它补了？
周根荣：对。
记者：现在这个耳标发挥最大的功能是什么？
李永勇：主要的目的为了了解整个饲养过程当中的防疫情况，第二个能够起到一个追溯的作用。
记者：那你自己想没想过让这个耳标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永勇：这个我没想过。
记者：没想过。
李永勇：对的，这个也不是我的职责范围。
解说：在目前的严控情况下，黄浦江再次出现大量死猪的可能性很低，但如果能建立起长效机制保证死猪不进入河道，不摆上餐桌，这将不单单是浙江一地面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