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九三学社中央去年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的提案《关于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议》中披露，中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4年超过1000亿元，2005年超过3000亿元。
倡导勤俭节约，遏制“舌尖上的浪费”，特别是公款吃喝，成为今年上海两会代表和委员热议的话题。
政协委员提案反对浪费
本次上海两会，市政协委员张国恩提交了一份《粮食是民生之本，浪费乃天地不容》的提案。提案中指出，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食品总量至少能养活2亿人，餐馆的餐桌上出现剩菜浪费是常见的事，平均每桌饭菜都会剩下10%甚至更多。
他从两年前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在去一些学校、机关和部队走访时，每次都会发现浪费现象，吃饭时总是上一大桌菜，有些菜都没动筷就被端下去，着实令人痛心。”张国恩说，他也曾向一些领导提及此事，但总被含糊过去。“如果没有最近中央领导的批示和讲话，我相信他们还会无动于衷，官员们爱面子，觉得酒席如果没到一个标准就不足以彰显他的身份，但这恰恰反映出他们缺乏忧患意识，甚至忘本。”他希望，习总书记的讲话发布后，能看到一些细则和规定出台。
他同时指出，铺张浪费风应刹，公款吃喝应该禁止，在老百姓中也应号召厉行节约。
他还提出，反对浪费要从娃娃抓起，现在小学教育和传统文化之间出现断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观念在孩子那里已经消失，必须让节约的传统观念重回校园。
勤俭持家应该变成制度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特别是公款吃喝，不仅需要各级政府的“道德养成”，更需要强有力的制度规范、制度约束———作为人大监督重要组成部分的“预算监督”，需要不断探索新方式，管好公共财政“钱袋子”。
市人大代表钱翊梁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尴尬的投入”——公共财政明明投入了大量经费用于民生改善，花了钱，可是公众没感觉，甚至不满意，这样的尴尬，不罕见。
遇到了这样的“尴尬”，职能部门也很委屈，钱花了，却没人说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些“尴尬”都说明，要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必须建立完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机制，特别是面临经济形势复杂，财政由松转紧之际，选好公共服务项目，把钱花在刀刃上，更需要预算管理的精细化，这当中就少不了预算绩效评估。”钱翊梁说。
何谓“预算绩效评价制度”？简而言之，就是对政府预算活动所取得社会、经济效益进行测量、评价，以便促进合理分配、使用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预算监督真正落实。
近年来，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日渐增强，人们不仅想知道财政每年花了多少钱，也想知道财政支出的使用结果。建立起“预算绩效评价制度”，势在必行。事实上，过去5年市人大预算监督的视野在不断拓展——推动市政府出台或完善财政转移支付、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国有土地出让金收支管理等多项制度，实现了相关制度从无到有、从粗到细的转变。
今天上午，一些市人大代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更要采取针对性、操作性、指导性强的举措，加强监督检查，让勤俭持家从美德变成制度。
建议取消包房最低消费
“舌尖上的浪费”，有的是主动的奢侈，有的却是被动的。比如很多饭店包房因为环境好、私密性强，很抢手。因此大多数饭店都为包房设了最低消费，少的上千元，多则上万元，导致消费者明明吃不了那么多，也要超量点菜、点酒，浪费惊人。
对此，市政协委员吕红兵认为，“应当取消最低消费，这不仅是法律上的要求，也是减少浪费的要求。”
吕红兵表示，最低消费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去吃饭是一种合同关系，最低消费违反了合同的平等协商关系，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吕红兵说，法律规定消费者有自由选择权，最低消费属于强迫消费，违反了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
如何限制和取消最低消费？吕红兵建议，行业协会要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在考虑饭店真实运营成本的前提下，制定行业准则。“民间肯定应该提倡节俭消费的风气，但更重要的是要遏制大量的公款吃喝、商务宴请，这才是浪费的大头。用的不是自己的钱，即使面对明显不公的霸王条款，也不会提出异议，反而觉得有派头有腔调。”
餐饮业要从行动上响应
市政协委员王慧敏是小南国集团董事长，她说，一些餐厅尤其是高档餐厅设置最低消费，可能是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从事高档餐饮消费的企业考虑到每天的租金、人工成本和营收之间的比例，不能亏钱，必须保证每天的营业额，来高档餐厅消费的客人本身有限，如果不达到一定的消费额，餐厅恐怕就要倒闭。”王慧敏说，但对公款消费的浪费必须制止。
她还提到，餐饮业应从行动上响应反对浪费。她介绍，中国人在请客吃饭时往往有种“要面子”的心态，总是会多点一些，服务员发现点菜量过多后，应及时通知客人，在用餐结束时，如有剩菜也应尽量帮客人打包。
她同时指出，铺张浪费应禁止，但不宜将反对浪费扩大化、极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