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1万元，这是郴州商贩李清在销售假冒“鄂尔多斯”羊毛衫一案中被一审裁定的罚金数额。和这一天文数字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李清供述，他在销售假冒“鄂尔多斯”羊毛衫中，仅获利1万元左右。事件曝光后，引发舆论普遍质疑和几乎一边倒的同情。目前，内蒙古高院已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
德国民法学家拉伦茨有句名言：法律解释者都希望在法律中寻获其时代问题的答案。2151万元罚金是高还是低？其实无关“农民”的身份、也无关民意的反应，而应考量基本的法理与情理，恪守公平正义的底线逻辑而我们，希望能从这2151万元的数值中窥见执法的公信、以及秩序的理性。
于市场经济来说，“要不要打假”，这是个无疑而设的问题，而“如何打假”，似乎才是问题的关键。卖假羊毛衫，当然该打屁股，但问题是，既然板子狠狠地抡下去、打得人家倾家荡产又家破人亡，那么，民众自然要问几个情理之中的问题：其他卖假羊毛衫的，会不会罚得一样狠？除了羊毛衫之外的假货、尤其是图财又害命的食品药品，有没有开出“罚得其几辈子都还不完”的罚单？如果独独李清一人被法律“合法”地罚得晕头转向，即便程序完美无瑕、即便判词天衣无缝，民心恐怕也绝不会为严苛的法律贴金。
令易行，则禁易止。我们自然无须为李清的违法事实诡辩，但须注意的是，法律在裁决的时候，能不能秉持同样的度量衡，比唬人的姿势更重要。“一次不公平的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举动是脏水流，而不公的判决是破坏水源。”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生活中的两个寻常情境：一者，面对淘宝成了“假货窝”的说法，当家人马云说过一句话，“如果关掉淘宝就能没有假货，我明天就关了它”，言外之意，无需赘言；二者，深圳著名的电子集散地华强北，水货、假货横行多时，尽管整治多年，如今也只能“减少假货比例”……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说假货有理、售假无罪，而是执法实践需要因应客观现实：所谓“法不责众”，尽管看似是个示弱的说法，但本质却蕴含着公平的逻辑。
前些日，“苹果教父”乔布斯走了，我们在反思的时候就曾对“过度山寨化”等假冒伪劣现象咬牙切齿，恨不能将一众作奸犯科者个个拍倒在地；每每遭遇消费侵权事件，公众也都希望执法者能罚得其眼冒金星但为什么，当2151万元的罚单砸向李清的时候，公意反而显露出无限悲悯、丝毫没有快意恩仇的欢畅？除了裁量的可复制性需要考量之外，还有一点：公众会拿2151万元的数值进行比对比如，沃尔玛在重庆以普通猪肉冒充“绿色猪肉”销售，结果是重庆全部13家门店关停15天、 37名责任员工被拘留，而号称天价的罚款，也只有“365万元”；再比如康菲石油，对渤海湾漏油事件造成800多平方公里的海面污染，据说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罚款最高不超过20万元，然而，即便是这个区区20万元，康菲至今仍未收到罚单，以至于其在赔偿问题上不是出尔反尔、就是语焉不详。
李清被罚2151万元，这个数值也可以合情合理但需要附加两个前提：第一，国企等行业也适用“顶级重罚”原则；第二，市场执法从此雷厉风行，假冒伪劣整治不是一阵风。但不知相关部门能否有这个底气，将2151万元的罚单义正词严地坚持下去。好在时间是不会说谎的孩子。
作者：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