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率过高必然会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和出口的增长，使国际贸易摩擦增加。投资率过高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结构里最扭曲的关系。所以要提高消费率，关键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特别是农民的收入。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则要靠现代化的农业，把一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其次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郑新立说，自中央提出要把自主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之后，各级政府和企业都加大了研发的投入。这几年中国科研投入不断加大，科技成果已经开始涌现，形势很好。
但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现在中国专利申请量68%来自民营企业，有企业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而且站在各个行业技术的最前沿，所以只有把国有企业创新的机制建立起来，自主创新方针才可以落到实处。
再次，转变发展方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现在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 D P的比例只有4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所有从业人员的比例只有34%，比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十来个百分点，跟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更是没有办法比。印度的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和增加值的比重都占到50%左右。
中国服务业比重长期上不去，症结所在是收税体制不合理。中国的收税，工业实行增值税，服务业实行营业税，营业税的税负比增值税的税负平均重三分之一。税收政策跟服务业发展的宗旨是相背离的。
最后，金融体制也要改革。长期以来，小企业都得不到贷款支持。国务院前年发文，允许社会资金发起设立个人所有制小型金融机构，包括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资金互助社。这个政策出台一年多了，文件实施细则还没有下来。审批部门还是按之前的文件，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小型金融机构，必须有银行法人控股20%，这样，村镇银行根本搞不起来。
中国的金融业很落后，现在要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利率市场化，健全地方的监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公司和贷款担保公司，发展银行中长期贷款的证券化，改革外汇使用管理体制等等，配套地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使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
郑新立说，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30年，未来还可以保持多久，国内外有很多议论。“我觉得再快速增长20年是没有问题的。”一个是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0%，按照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要达到70%左右才能稳定。未来20年如果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一年进城就有1300万人。进城一个人拉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收入是10万元，1000万人就是一万多亿元。
他说，还有一个根据是去年中国人均G D P为42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人均G D P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线，中国还要快速增长15年 ， 人 均G D P再 翻 一 番 半 才 能 达 到12000美元。也就是说，到2025年中国才能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快速增长期也还没有结束，根据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人均G D P达到17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才会降下来。中国从12000美元到17000美元还有五年的时间。如果在此之前中国的增长速度就放缓了，那只能说明中国的政策出问题了。
问与答
问：本届或者下届政府在经济结构转变方面会做出哪些有突破性的事情？
答：经济结构转变最大的决策还是在于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这个是关键。如果政府准备在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上加以调整，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来拉动经济增长，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
做出这样的调整，当然比较困难。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方案，我知道发改委收入分配司两三年前就搞出来了，这个方案我看了，搞得很好，但是拿出来讨论，这切一块，那补一块，切哪一块也有人不赞成。
如果我们在收入分配结构上不做出很大的调整，就难以把消费率提上去，我相信在这方面，中央会有大的政策。特别是增加农民收入这块会有大的政策。另外在第三产业发展上，尽管行动比较慢，但是税制已经开始改了，可以看到效果。在自主创新方面现在也看到了效果，财政对教育的投资正在逐步的增加。
问：中央对未来十年政府改革有什么新的思路？
答：现在大政府小市场还是小政府大市场这个问题大家议论的比较多。我认为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正是看得见的手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相对于欧洲来看，我们要幸运得多，欧洲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和财政政策，现在出了问题也没有办法。我们则通过政府发挥作用，很快解决了问题。
但是从改革的方向上来讲，还是要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十二五”的改革提出了顶层设计，我认为顶层设计就是要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领域。比如说民间资金在金融的进入还有很多的门槛。
所以下一步的改革，我觉得还是要按照市场取向这样的原则来做。
问：现在财政收入大部分集中在中央，请问如何提高民众的消费能力？
答：这几年我们财政收入连续大幅度高于G D P的增长速度和城乡居民增长速度，我认为是不正常的。在国民经济大蛋糕里，应当是朝老百姓这块多切一点，让老百姓口袋钱多一点，这样才能增强他们的消费支付能力。
但是由于我们1994年开始改革税制机制的时候，当时财政收入占G D P比例很低，在10%以下，特别是中央财力比较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当时设计了一种体制，中央和地方按照三七的比例分成增值税。没想到这些年增值税增长速度这么快，按照原来的分成比例，中央财政收入就比较多了。
应当看到这是十几年以前我们设计的财政体制，当时没有想到发展情况有这么好。税收体制是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它的改革必须很慎重，怎么样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比例需要深入的研究。我个人觉得应该适当地降低国家收入的比重和企业收入的比重。
另外，提高民众的消费能力还应该改变在初次分配比例中当前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再分配中政府和企业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的局面。
问：华尔街日报说，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可能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您怎么看？
答：地方融资平台问题是最近这一两年才突然膨胀起来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结果，地方财政担保的资金大概是十万亿元，里面银行贷款占三分之一。这些资金应该说是这几年我们应对危机采取超常的措施，用四万亿的投资计划带来的。地方融资平台这几年的发展也不能全看成是坏事。应该说地方融资平台搞的这些项目，绝大部分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好项目。比如说城市里面搞地铁，搞饮水工程，搞供气，搞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搞学校医院等等，这些都是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但是这次政府融资平台投资的项目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项目，留下了一批优良的资产。过上几年之后，财力增长了，这些债务的本金偿还就不成问题了。
记者 方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