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财政政策实现双重目标
郑新立认为，要同时实现抑通胀和保增长的双重目标，就要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通过贷款贴息、资本金补助、减税等措施，把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来，这样就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第一可以消化银行过剩的流动性，第二可以支持转变发展方式对资金的需求，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为经济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
具体来说，就是要把资金引导到五个方向上来。第一个，资本市场。现在股票市场低迷，资本市场发育不好，要通过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把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第二个，引领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包括新一代互联网、生物工程，电动汽车、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产业这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
第三个，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现在中国城市里基础设施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供电供水，道路，特别是停车场的建设明显不足。应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改善汽车的使用条件上，在大楼底下建地下停车场。通过搞这些工程来满足公共消费的需求。
第四个，引导到第三产业和农业现代化上来。特别是农业现代化，现在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是当前社会资金剩余，二是劳动力转移有出路，三是市民对优质绿色农产品需求旺盛。
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到农业现代化可以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可以解决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问题，保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
第二，可以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投入到二、三产业，从而让他们尽快富起来实现小康。
第三，把土地转包出去之后还提高了农业的规模经营水平。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大了，收入也就高了。
最后，还应该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把部分外汇储备变为物质储备，要处理好国内经济和国外经济的关系。
郑新立说，现在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比较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导致了很大的压力。中国买美国的国债，人家不领情，而且参议院还立法逼着人民币升值。所以应该通过海外投资，把一大部分货币储备变成能源资源储备和物质储备，缓解外汇储备压力过大的问题。
海外投资的方向主要有四个。第一，要拿到更多的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和开发权，这能够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所面临的瓶颈问题。中国在能源、资源方面，煤炭比较多，石油、天然气储量比较少，铁矿、铝矿、铜矿比较少，需要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建立稳定的海外供应渠道。
最近这两年铁矿石涨价涨得很厉害，给国内钢铁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其实铁矿石不光是埋在澳大利亚，南美、非洲这些地方也有。比如委内瑞拉就有个几百亿吨的大铁矿。而且南美洲最大的铁矿还不在委内瑞拉和巴西，在玻利维亚这些南美国家手里。但是由于运输困难，恐怕除了中国没有人愿意到那里开矿。
这里面有个策略，就是大企业小企业都要走出去。大企业出去了，当地政府往往非常警惕，小企业机动灵活，往往能把很多的事情摆平。等小企业拿到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和开发权之后，由于它们缺乏资金和技术实力，可以与大企业联合开采。
第二，出去搞并购。郑新立认为，现在是抄底并购千载难逢的机遇。美国、欧洲、日本的很多企业有比较好的科技资源、人才资源、技术储备，但是因为市场需求不足，现在快要倒闭了。这个时候并购它，它非常感谢，价格也比较低。去年中国有一个省，就是通过出去并购了几百家科技型企业和科研机构，迅速提升了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
第三个，出去搞加工贸易。现在中国的汽车、家电、纺织企业都具备了海外制作的能力，通过到海外投资，可以带动中国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通过资本输出，也可以带动商品劳务的输出，创造新的需求。现在美国、欧洲、日本经济困难，对中国产品的进口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是中国可以通过到海外投资，特别是到发展中国家投资来创造需求。这样也能够给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还可以大量使用外汇。
第四个，出去搞工程承包和劳务承包，带动劳务输出。
牢牢把握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
郑新立强调，要“牢牢把握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他说，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对转变发展方式讲得非常明确，但是由于今年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大，实际上在宏观调控中，把抑制通胀放在了突出的地位。现在到了年底，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降了，明年还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要及时把宏观政策的重点放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够既抑制通胀，同时又能够保持近期和长远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转变发展方式首先就是要调整需求结构，要从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提高居民消费率。去年中国有一个宏观经济指标是极不正常的，就是投资率达到了48.6%，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生产的全部社会产品，有将近一半被拿来扩大再生产。同时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34%，其中政府消费14%。于是去年第一次出现了居民的最终消费率低于投资率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