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水资源安全已处在危险状态，部分地区甚至接近高度危险状态，造成生态系统退化、自然灾害频发和生存空间收缩，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刻不容缓
从关乎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空前高度出发，7月8日至9日召开的中央水利工作会议，传递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讯号。
我国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13个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2%，并且每年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总体上呈恶化趋势。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自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以来，我国已进入水污染事故高发期，每年有250亿吨水水质受污染，有3.6亿人缺乏安全的饮用水源。这些严峻事实显示，水资源安全倒逼产业转型已经刻不容缓。
提升现代农业，推广节水灌溉。
我国农业用水占62%，大部分地区灌溉设施年久失修，用水粗放，传统的大水漫灌方式导致有效灌溉面积不足39%，造成2/3的农业用水不仅白白地流掉，而且成为土地盐碱化的根本诱因。
研究表明，我国每生产1公斤粮食平均需要消耗1.3吨水，以201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5464亿公斤计算，当年消耗了7103亿吨水。从各地农村的灌溉情况看，使用喷滴灌面积仅占可推广面积的7%。相比之下，美国是世界上水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在农业生产上十分重视节水灌溉，有一半以上的灌溉面积使用了喷滴灌技术。
一些国际组织据此把我国水资源安全与粮食自给能力联系起来，认为缺水会成为我国政府最大和最难解决的问题，甚至会引发全球粮食市场波动。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必须进行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转型，彻底改变孤立、分散和一家一户的耕作模式，下决心压缩耗水量大、经济效益低的农作物种植面积，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农业用水，保证集约化、精细化高效农业的用水需求。
调整工业结构，倡导循环用水。
在片面追求GDP的政绩冲动驱使下，很多地方不顾水环境极限，热衷于在沿江、沿河开发各类重化工业园区，大干快上高耗能、高耗地和高耗水的粗放式工业项目。如长江两岸布局的炼钢和化工企业，淮河流域分布的造纸、酿酒、制革和化肥企业，大多没有安装黑液回收装置和废水处理系统。初步测算显示，我国工业耗水严重，每万元工业增加值耗水116吨，是发达国家的2至3倍，而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62%，比发达国家低15到20个百分点。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0%，工业废水排放量就增加0.17%。
从各省区市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看，我国工业化仍将保持高于9%的速度快速增长，工业用水需求更趋紧张。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的一份报告称：“由于中国城市地区和工业地区对水需求量迅速增大，中国将长期陷入缺水状况。”有鉴于此，我国必须加快工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工业布局要与当地水资源条件相适应，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终结拼水耗的非科学发展之路。
发展现代服务业，建设节水型社会。
我国城市缺水矛盾十分突出，过度推进的城市化超过了水资源承载能力，积累了水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的致灾因子。全国665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缺水，114个严重缺水。按正常年份评估，全国城市每年缺水60亿吨，每天缺水1600万吨。
但即便如此，在人水相处过程中，我们却发现越是贫穷越能浪费，大量存在着人对水资源的贪欲与恶行。比如，一些城市曲解服务业的含义，无节制地扩张各种洗浴中心、水疗SPA和温泉会所。北京市节水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拥有洗浴场所约3000家，每年用水约500万吨。由于很多提供洗浴服务的地方由宾馆兼营，实际数字远不止这些。
其实，服务业是指农业、工业以外的其他各行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益性服务业，而大量耗水的服务业绝不是现代服务业。因此，在我国发展现代服务，需要重塑人与水的关系，走出一条既拉动经济增长，又突破水资源瓶颈的新型发展之路。对少数高耗水服务业用水，应当利用价格杠杆等市场化手段，实行超额累进加价制度，正确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和经济价值。
面对水资源安全不容乐观的形势，理顺行政管理体制实为当务之急。由不同部门管理江河湖库、农村水利、防汛抗旱、城市供水排水、地下水管理、水污染治理，必然造成城乡分割、部门交叉的混乱状况，出现信息不畅、协调不力、争权逐利和推责扯皮等一系列问题。最关键的是，必须跳出“就水治水”的思维定式，从顶层制度设计上实行水资源统一规划、统一监管、统一配置和统一调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水权制度体系，改革水价形成机制。□ 彭真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