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赵瑞华
国内的食品产业处于高速发展期，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也相对快速，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也在不断上升，若不能及时调整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恐怕会有更多“我们还能吃什么”的感叹。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神话中有女娲以五彩石补天的美丽传说，然而当食品安全频发的问题屡屡将食品安全这片天捅破之后，是否还有五彩石来填补亿万民众被伤害过的内心以及政府监管部门面临的公信力缺失的大坑。
监管体制“蒙冤受屈”？
目前来说，全球范围内实行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大体有三种，一种是分段管理，一种是单一部门主导监管，还有一种是由独立监管机构进行监管。
国内食品安全问题屡屡见诸报端之后，关于监管部门监管不力、互相踢皮球的批评不绝于耳，更多的业内人士和专家更是将矛头直指目前备受质疑的监管体系。
从田间到餐桌，国内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实行的是分段监管。即“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市场流通、餐饮消费”四个环节，一个环节由一个部门监管。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第三届食品安全论坛上，著名食品安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表示，现在中国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发达国家是不需要这样强度的监管，而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资源来加强监管。
监管力度如此之大，监管部门如此之多，那么存在着安全隐患的食品又是如何通过层层的监管最终进入市场，被端上民众的餐桌？
这恐怕也是老百姓质疑食品安全分段监管体制的最根本原因。分段监管面临的最大诟病就在于监管责任的稀释。
针对分段监管体制的批评和质疑声，曾有专家提出建议，组建一个高于各部委的机构来统一管理食品生产、销售的整个过程。
部分专家对于独立食品监管体系的青睐并非没有缘由，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独立监管体系国家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榜样作用，另一方面是由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监管下的港澳特供食物带来的食品安全“特区”现象。
2010年底，国家质检总局前往港澳调研，香港称内地出口食品合格率为99.97％，澳门达到了100％。
港澳特供能成为“安全食品”的代名词，背后是一套极为严格的食品安全的监管体系在做支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由一个监管部门独立监督、供应的全食物链。这固然与供港食品利润较高等市场因素有关，但不计成本的国家补贴和前期投入，尤其是行政资源的大量投入，才是让这个奇迹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根源所在。
很显然，在内地复制这一奇迹面临着高昂的成本投入，短期之内几无实现之可能。
正当国内为瘦肉精事件对食品安全监管口诛笔伐的时候，一根黄瓜撂倒了整个欧洲。无论最终的罪魁祸首是“毒豆芽”还是“毒黄瓜”，欧盟最严格的食品监管体系也被德国相关部门的自摆乌龙戳破了。
由此可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监管体制的形式选择，更重要的是监管过程中的监管执行力度、监管手段、监管技术水平的重视和提升，即“体”为轻，“术”为重。
“管不好”的食品监管症结何在
我国已建立起了完善的食品监管法律法规，但并未能阻止不断爆出的食品安全丑闻，那么管不好的食品安全问题究竟症结何在？
首当其冲的是当前阶段监管难度大的现实情况。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勇表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食品生产消费大国，但食品产业的规模化、组织化、规范化水平和行业诚信道德体系完善程度还都较低。规模偏小、数量庞大、高度分散，给食品生产质量安全管理和食品安全监管带来了很大困难。”
其次是目前分段监管体制中仍然存在的监管空白、多重监管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巡视员、食品安全法起草负责人李援曾表示，食品安全法中明确了分段监管体制，看似监管责任明晰了，但实际上，每一段、每一环节都至少有两个部门以上在监管。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甚至委托监管等都需要特别注意，做到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不留空白，不留隐患。
再者要处理好属地管理与垂直管理的关系，祛除地方保护主义。在地方食品监管执法领域，德国采取的轮流或轮换制值得借鉴。这样能够剔除可能滋生的裙带关系，从而保障食品安全检查的可靠性和权威性。
违法成本低是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按食品安全法规定，罚款上限是“货值金额10倍以下罚款”或“10万元以下罚款”。由于罚款不能伤筋动骨，一些违法企业即便被吊销许可证，也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国内的食品产业处于高速发展期，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也相对快速，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也在不断上升，而食品安全政策法规、标准体系、风险监测网络、监管队伍和技术装备等建设都亟待加强。
食品安全问题面临的困境，虽说不上是十面埋伏，却依然严峻。若不能及时调整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面对食品安全，恐怕会有更多“我们还能吃什么”的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