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我国，食品安全的沦落除了制度上的原因，还有历史、文化、信仰缺失的问题吗？
吴恒：信仰缺失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不能把所有原因都归结到一个民族丧失信仰上，也不可能通过一代人、一个世纪就能恢复信仰。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本来就起步晚，2009年才出台《食品安全法》，美国的监管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以史为鉴，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曾有一好友说，她妈妈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在清真肉铺购买牛肉，那里的牛肉肯定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有信仰”。对此，我深以为然，这是一位聪明的母亲。目前就我所知的资料，真没怎么见到清真食品出问题的新闻。那位好友的母亲似乎也一语道破了天机。
不过，即使是在清教徒建立的美国，一个世纪前，食品安全也一塌糊涂，最后也不是通过宗教，而是通过食品安全法来解决问题的。我们不该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食品安全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是因为民众缺乏危机意识，是因为我们没有健全惩恶扬善的制度。
记者：对我国食品安全危机状况的改变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吴恒：在我看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是意识与制度：公众的危机意识与食品产业的管理制度。我目前为止能够想到的使摩擦更小的方式，一是引入惩罚性赔偿，增大对企业的处罚力度，处以巨额罚款，三鹿的赔偿方式就太轻了，不具有杀鸡儆猴的效果。二是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严格追究领导责任。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在对比过不同国家的状况后，我特别希望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能少一些“中国特色”，多一些“国际惯例”。人微言轻，好在互联网时代，不管是行为模式还是思维模式，都和以前不一样了。只有当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自己在“易粪相食”，意识到应该把有毒食品“掷出窗外”时，我们才能离“达尔文奖”越来越远。(实习生 陈竹 本报记者 周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