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往总是认为执法机关对于制假售假渎职、失职的原因在于地方保护主义，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将地方执法权力上收后权力仍然会滥用。
据《新京报》报道，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现行体制下，一些地方监管部门的办公经费和人员工资，要依靠上级返还的收费罚款来“解决”，这多少造成了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执法为利”。山东某县质监局一位食品审查员曾多次向记者反映基层监管问题：“现在的财政供养机制不是很顺，收费罚款省局、市局都扣一部分，剩下大约80%是‘自己’的，所有人的工资福利就从收费罚款中出。如果说之前曝出的上海出租车运营是‘钓鱼执法’，我们现在就变成了‘养鱼执法’，每天的工作目标就是想着如何完成‘创收’任务。”
为什么“三聚氰胺”奶粉、“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牛肉膏”食品安全等事件屡屡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地监管部门渎职、失职、滥用权力。一些地方监管部门不但是平时疏于监管，而且在媒体暗访和上级部门检查时，为制假售假者通风报信，因为，制假售假者不但是支持了地方税收，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些执法部门的“衣食父母”。
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些失职、渎职的监督部门中大部分是省以下直管的执法机关。前些年，为了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干扰，加大对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包括质监、工商、土地、药监、地税等多个行政执法机关的人财物都收归省级机关直管。但是，这些年，食品卫生安全事件并不见减少，反而呈现愈演愈烈的势头，上收的监管权力怎么也靠不住呢？
上级通过创收对地方执法机关进行考核，地方执法机关依靠罚款返还来解决自身工资、福利，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放在地方的权力并不一定腐败，而上收到上级的权力并不一定能清廉与公正。
过去，我们总是认为执法机关对于制假售假渎职、失职的原因在于地方保护主义，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将地方执法权力上收后的上级机关仍然会滥用权力，他们居然视执法权力为牟利的工具，用罚款作为考核地方执法机关表现的杠杆，这再次印证了“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的道理。让权力清廉和公正，并不在于权力放在地方还是在上级，而是在于权力是否得到有效监督与制约。正如萧公权所言：“不受约束的权力不论留在哪个层级，都是一种无限的权力，而无限的权力必然会走向腐败。”
这就足以让我们好好地反思一下，当我们将质监、工商、土地、药监收归省以下直管后，是否采取了后继措施来监督与制约这些上收的权力，让他们不得不遵循“执法为民”的执政原则。我们是不是将地方执法权力上收后，盲目相信上级机关与上级官员心中会更多地流淌着“道德血液”，就可以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了，任由其随意执法了？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正如当初我们将质监、工商、土地、药监收归省以下直管时，许多人就提出一个问题：执法权力上收真的能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吗？
今天，记者的调查似乎给出了一个答案：不能。
一位地方质监部门负责人向记者抱怨说：“地方政府头等大事是发展经济，监管部门如果只是管管小企业、打打苍蝇还无所谓，要是对于地方‘有重要贡献’的那些食品企业、行业‘铁面无私’，领导就会找你‘谈话’。”上级部门有罚款的执法利益，地方政府也有税收的地方利益，而地方执法机关处于地方政府管辖之下，建房、子女上学或者用水、用电都得依靠地方政府，在地方政府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前提下，上收后的执法机关真的能抵制来自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预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在诸多行政执法机关权力上收以后，我们的制假售假等违法犯罪现象仍然不断增多的事实，无比雄辩地说明了，我们不能指望权力的上收达到吏治的清明，不必再拼命地呼吁将权力不断地上收，有时，上收的权力更缺少监督而更容易导致腐败。我们更应当问的是，权力之间是否具有有效的机制进行监督、制约，公众能否有效地监督权力，媒体的监督是否通畅，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决策权”有无切实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