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过去常常被当做“洋奴哲学”加以批判。尽管如此，一些从国外留学回国的朋友仍然坚持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人更爱笑，而中国人不苟言笑，大都是“苦瓜脸”。我没在国外久呆过，对于“笑容比较学”没有发言权，仅从个人体验看，笑确实成了稀缺表情。
国人“苦瓜脸”居多，说明幸福感乏善可称。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无非包括衣食住行医教等，在我看来，健康乃至生命直面食品质量的威胁，当属国民幸福感的“头号杀手”。这容易被讥为把幸福感“箩筐化”，但三天两头曝出的食品安全事件让人食难下咽，民众集体拉着一张“苦瓜脸”，是情理之中的事。
事物往往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某种微妙的对应关系，与民众“苦瓜脸”相对应的是某些食品安全监管者的“甜瓜脸”。新华社4月18日报道称，一些地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办公经费和人员工资，依靠上级返还的收费罚款来解决。有食品安全执法人员在网络上自爆家丑：“工资来源于企业的违法所得”，“只要给了钱，立马变成甜瓜脸”。
这位食品审查员举例说，执法中即使发现造假也不能“罚死”，否则下年找谁收钱？本来罚10万元的现在罚1万，企业交了“保护费”，焉有不放之理？浙江一名基层监管部门负责人称，他们有的年份几个月可以不干活，因为“前期努力”，已经提前完成了全年的“创收”任务。
这让人读出一身冷汗。有毒食品老是纠缠着国人不放，以至于“食为天”的民众整天提心吊胆，食品安全环境变得如此不堪，个中原因除了食品制售者利欲熏心，原来还有执法部门如此的变相纵容。想想也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事件，有哪一起是监管部门发现的呢？
公众脸色对食品安全问题，不乏数据化呈现。权威机构的调查显示，有近七成人对食品安全状况“没有安全感”，其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心理状态是“比较不安”，另有15.6%的人表示“特别没有安全感”。对于为什么感觉不安全，受访者投票选出的主因包括，有51.5%的人认为对违法行为惩罚不力，有48.6%的人认为政府监管不到位。
这是一组足以令执法监管部门脸红的数据。从因果关系上推究，是执法监管部门的“甜瓜脸”，催生和造就了民众的“苦瓜脸”。严密的法律在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猫鼠合谋”下被架空，成了摆设。监管者乐于“睁眼瞎”，做豆腐可添加吊白块，做酱油可放进毛发水，造大米可涂上矿物油，养甲鱼可喂性激素，养猪可喂瘦肉精，做馒头可加染色剂，如此食品生态下，公众不禁发出“吃什么才安全”的追问，怎能不拉起“苦瓜脸”呢？
其实对于笑，国人是不吝啬的。网上流传“中国人体格强壮，三聚氰胺毒不死，地沟油吃不死，京华火腿只能算饭后甜点”的笑话，曾让我们会心一笑，只是，是怎样的无奈才让民众用如此苦涩的笑，来调侃随处都是危险的食品问题。
“执法经济”是近年来被广为诟病的一种公权异化现象。我们曾无数次质疑一些执法部门将管理异化为收费、将执法异化成“执罚”，有关法律也没有给它丝毫的空隙，然而它就像一颗毒瘤吸附在法治社会和市场的肌体上，损害公平正义，制造公共灾祸。现在看，因为可以给某些执法监管人员带来甜瓜一般的笑脸，它怎肯轻易绝迹呢？
透过执法部门的“甜瓜脸”，不难看出食品安全问题的本质。若问题食品大行其道、为所欲为是出于行业规章阙如，那大可仰仗法律框架将问题食品打入死牢。问题是我国现已颁布的涉及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已多达几十部，大可涵盖食品从源头到餐桌的各个环节。食品问题充其量是个“山大王”，雄踞于法律执行盲区罢了。假设对于食品安全事件，首查监管部门的失职和不作为，实行“连坐”，监管部门和公众谁是“苦瓜脸”，谁是“甜瓜脸”，是不难想象的。
吃在国人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吃得安不安全是考量幸福感的主要指标。“甜瓜脸”和“苦瓜脸”，是食品安全“症结”的生动诠释，两者此消彼长。要使“苦瓜脸”笑起来，就容不得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甜瓜脸”。如果坐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情投意合”，公权机关心安理得地搞起“权力变现”，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的法律就会被执法者“经济”得生不如死，倘如此，食品安全问题真的就无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