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曝光的“染色馒头”“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事件中，多为“马后炮”监管。一些地方监管部门的办公经费和人员工资，要依靠返还的收费罚款来“解决”，这多少造成了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执法为利”，“养鱼执法”（4月19日《新京报》）。
温总理同国务院参事座谈时，那句“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振聋发聩。多数人把这句话理解为对生产者和企业的批评，还有论者指出，止住道德的滑坡就需要依靠法律和强有力的监管。但今天这则新闻告诉我们，在全社会呼唤企业家身体里应流淌着道德的血液的时候，我们或许更该关注，监管者体内流淌着怎样的血液。因为，正是监管部门放任企业违法的“养鱼执法”，才在食品生产领域造成恶劣的“破窗效应”，最终导致了行业整体的道德滑坡。所以，要想止住这种滑坡，我们就有必要先对监管者提出道德的要求。
食品从原料到消费者口中，要经过无数个关节。这其中每一个关节，都和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息息相关。而作为入口前的最后一关，监管则不仅承担着自身检测食品品质的职责，更承担着一份公众的信任。出了事，罚点款，再责令企业以后如何如何，是一种监管思路和工作模式，但这种事后监管是以牺牲公众的健康和信任为代价的，换来的，则是监管者自身的收入。而监管未能发挥预防的作用，既和当前的监管机制不健全有关，也和监管者自身的职业道德缺失有关。当大多数监管者，只把这看做一份谋生的职业，而看不到这份职业和公众健康安全之间的关系时，这样的职业道德就难免在机制的漏洞下，催生出“养鱼执法”的丑陋。
作为个人，对监管者的道德要求，原本与其他普通人无异，但既然入了这个行当，就应该知晓这个职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并等于认可了这个职业与社会公众之间形成的某种契约。这样的职业道德如果得到坚守，那即便食品生产领域出现失德，危害也会被遏制在生产和流通领域，而不会给消费者的健康带来影响。并且，高道德必然带来严监管，也就会相应地倒逼企业的规范生产和经营，从而提升自己的商业道德。多头执法等机制漏洞，造成了现在常常是一出事，就找不到直接责任人的怪状，于是多以“问责”了事。轻飘飘的行政问责已然伤不了监管失职者的筋骨，如果良心上的谴责，他们也可以坦然面对，那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食品安全一步步走入泥沼。
监管机制需要厘清，但在他律的作用之外，我们更希望，监管者的自律也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并希望政府主管部门将对如何提高监管者的道德标准，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