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供给—粮食价格—食品价格—居民消费价格之间存在着依次影响关系，因此在当前物价上涨尤其食品价格涨幅较大的情况下，粮食再次丰收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平抑物价波动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粮食丰收并不会必然导致食品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相对平稳，我们不能因为粮食连年丰收而放松对物价波动的预警与防范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201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4641万吨。这意味着，自2004年以来我国已连续7年粮食丰收，而且2007年以来连续4年粮食总产超过万亿斤。
粮食供给—粮食价格—食品价格—居民消费价格之间存在着依次影响关系，因此在当前物价上涨尤其食品价格涨幅较大的情况下，粮食再次丰收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平抑物价波动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我国应当将保障粮食供给继续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予以重视。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粮食丰收并不会必然导致食品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相对平稳，我们不能因为粮食连年丰收而放松对物价波动的预警与防范。
粮食的全球化、金融化和能源化态势，导致国内粮价复杂化
从道理上说，粮食的基础性功能是提供居民消费品和工业生产的原材料，如果粮食需求增长程度低于供给增长程度，则粮食丰收或供给增加就会对粮价上涨产生抑制作用。但现实是，我国人口的绝对数还在持续增加，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正急速提升，居民食品消费层次和结构则显著转化，因此粮食需求依然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统计资料显示：1987年以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虽持续下降，但2009年仍达到5.05‰；2009年我国的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已分别达到89.7%和46.6%；而在城乡居民对口粮等直接粮食需求量下降的同时，对肉禽蛋奶等间接粮食的需求量却在迅速上升。
更需要高度关注的是，粮食的全球化、金融化和能源化态势，导致国内粮食价格确定复杂化，我们已不能单纯以“食用”的基础功能去考虑粮价的走势。
从“全球化”看，虽然长期以来我国粮食自给率始终高于95%，但在全球资本和信息高速流动的情形下，域外粮食价格波动会通过贸易、预期、比价复归、价值洼地等渠道影响到国内粮价。比如我国大豆供给的对外依赖程度非常高，因此尤其要警惕全球大豆价格异常波动对国内粮食市场整体的“传染”效应。
从“金融化”看，目前能够带动全球经济走出困局的整体性产业创新尚在探索阶段，而国内外为抵御危机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了流动性充裕。因为粮食具有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大、生产周期长、替代产品少、农户定价能力弱等特征，很容易成为货币过度流入和投机炒作的“题材”，诱发粮食价格“虚高”。
从“能源化”看，粮食可以经过物理-化学过程转化为乙醚、乙醇等石油替代品，于是在某种程度上粮食价格与石油价格发生了联动，例如2008年全球粮食价格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将玉米大量转化为石油替代品。当前全球石油价格呈现在波动中走高的基本态势，这很可能成为全球和我国粮价异常波动的一个诱因。
促成内生性粮食增产长效机制，完善对国际粮食市场的监测预警机制
在上述的复杂背景下，不能单纯根据国内粮食丰收就预判国内农产品(16.72，-0.11，-0.65%)乃至食品价格将能平稳下来。况且，我国粮食持续增产有着较为显著的“政策刺激”特征，内生性机制尚处在构建阶段。事实是，我国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粮食丰收与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并存的先例，如：200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52871万吨，比2007年增加2711万吨，是1978年以来最高的年份；然而当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走高5.9%，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4.3%，粮食价格上涨7%，粮食和食品价格走高成为2008年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因素。从中我们应当认识到，粮价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粮食丰收和农产品等一应价格的稳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
从根本上说，保持粮食价格相对平稳不能依靠行政力量过度干预市场，而应在“精准”理解粮价决定机制的前提下，采取综合性方案和针对性措施去消减“催生”粮价异常波动的因素，为微观经济主体基于粮食基础性功能开展市场交易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例如，政府可依靠农业补贴、农业保险、农业组织创新、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式提高粮农的比较收益，进而促成粮农内生性、“造血型”、可持续的粮食增产长效机制。同时应完善对国际粮食市场变动的监测和预警机制，包括通过大豆贸易的分散化来防范单品种价格波动而触发连锁反应，在域外粮价异动时采取储备出入措施稳定市场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