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承担了税负之痛
零售烟市场：再贵也要买
新一轮的烟草税上调已被业界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而随之可能带来的影响更受到诸多猜测，担忧零售烟市场涨价的声音不断。然而，有业内人士指出，工业公司批发价需由国家烟草总局来制定安排，届时地方烟草公司还将对各大经销商制定建议零售价，目前言涨价还为时尚早。况且，只要有需求就有市场，适度调价对零售终端市场的影响应该不大。
记者通过访问多位烟民发现，零售烟的涨价不会改变他们购买的欲望。“戒烟很难，哪能说不抽就不抽，只要幅度不大，不会影响消费需求。”有着10年烟龄的董先生告诉记者。
对此，中国社科院财税研究室副主任杨志勇表示，去年调税的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烟企内部消化了加税成本、利润空间缩小了，但烟草零售价格并没有变化。他直言，即使加税后烟草加价，也只会对低价烟产生抑制消费的作用，现有国情下，高档烟“越贵越有人买”。
汽车市场：小排量抢镜
眼光望向汽车市场，在购置税和车船税等重压下，以及补贴政策“催化剂”的消失，我国的汽车市场该何去何从？
“从今年来看，优惠政策效应已经逐渐退出，对汽车市场的整体影响不大。”新华信汽车产业分析师郎学红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不少政策都是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出，购置税优惠政策已经执行两年，但事实上优惠幅度是在逐年递减。
而对于车船税对车市的影响，有分析师对本报记者表示，在汽车消费成本增加的同时，或将压抑部分车型，尤其是大排量车型的销售。随之而来的是，小排量车将更受宠，我国的汽车销售乃至未来的生产结构或将改变。
“未来各种鼓励政策应引导消费者转向真正节能的小排量车。”郎学红表示。
香港零售业：代购、旅游受伤
“54号令”一执行，打击水客的效果立竿见影，不少专业代购难以维持而关门。原来在淘宝网做澳大利亚代购的小萍告诉记者：“代购现在很难赚了。”据介绍，今年8月开始，“43号令”规定个人邮寄进境物品免征额改为50元，而此前物品寄自或寄往港澳地区免税额为400元，寄自或寄往其他国家和地区免税额为500元。
而同样受伤的还有香港旅游业。业内人士担忧，“54号令”必将会影响内地游客赴港消费的意向，从而拖累旅游、餐饮、服饰、化妆品、电子产品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此前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田北俊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按照“54号令”的规定执行，将对香港旅游业影响很大。
事实上，这一担忧并非多余。每年12月是常规的圣诞打折季，往年都有不少内地居民赴港扫货。然而，今年在“54号令”的笼罩下，据相关媒体报道，有不少旅行社工作人员表示，今年12月折扣季，港澳行游客甚至比往年还少，其中也有不少游客因咨询了解到海关查税严的情况后取消行程。
税改目的 税收增负为危机减负
中国在税收领域的诸多调整虽然有出于对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考虑，但有很多税收调整是为了更好地抵御通货膨胀。
在一般经济学理论中，宏观税负的轻重被认为是调节国民经济的“杠杆”，关系着社会资源和整体财富收入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分配格局，甚至影响整体经济的运行。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普通消费者和专家学者会如此关注今年以来各种税收措施和传闻。
我国现在的税负到底高不高？一个侧面的例子可以让人们“略知一二”。国外某杂志发布的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显示，按其方法测算，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为159，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仅次于一个欧洲国家，而该国家虽然税负甚重，但社会福利却很发达。不过，这种计算方法随后被我国相关官员所否定。
“税负高还是不高姑且不论。但这背后反映了我国在税负领域的两种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牛海鹏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首先，就是相关领域税负的不断加重，像资源税的调整传闻。其次，就是逐步取消各种不合理的税费，像最近汽车购置税优惠取消。”
牛海鹏进一步分析，更有意思的其实是支撑起我国相关税负调整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比如，从资源税调整传闻到车船税的征收，再到取消汽车购置税，都或多或少反映了节能减排的思路，“节能减排进而又将为我国‘低碳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作贡献”。
“另一个原因是，税负的调整将让社会更公平正义。”牛海鹏说，“比如，汽车购置税在市场人士眼中，本就是并不完全公正客观的税种，故而取消将更好地调节社会资源。再者，如个税起征点的调高，同样将缓解社会上的种种争议和矛盾。”
事实上，今年以来，有关收入分配再改革的话题一直是社会集中讨论的焦点，其中，个税起征点的调高就被认为是拉近收入差距的举措之一，但相关部门迟迟未有改革之举。
在分析人士看来，税负调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关部门需要通过税收政策的改变增加收入，以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前就曾有学者撰文指出，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还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合理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数据显示，以2009年为例，中国税收收入占GDP的17.7%，约占政府收入的51%。但也有观点认为，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规模不宜再扩大，应让利于民。
中国价值指数首席研究员崔新生则指出，中国在税收领域的诸多调整虽然有出于对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考虑，但有很多税收调整是为了更好地抵御通货膨胀，比如今年还在执行的汽车购置税优惠举措，上调个税起征点的提议等，都是出于扩大国内消费考虑。在投资拉动暂时受阻的情况下，只有刺激国内消费，才能一方面解决好货币超发问题，一方面解决好社会矛盾。
崔新生说：“‘iPad事件’，或许也是为了通过抑制对国外产品的购买需求，以达到扩大国内消费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