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根据统计局公布的C PI以及C PI食品领域各项数据，可以显著发现的事实是在07年之后，蔬菜价格同比波动的中枢系统性上移。这种趋势上的表现，与某一年天气因素作用的关系不大。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发的农户退出农产品供给领域，是更为合理的解释。
如果把该食品生产中劳动力的密集程度作为坐标轴的横轴，并把该食品累计涨幅作为纵坐标轴的话，可以发现，劳动力密集程度越大，食品价格涨幅越大。
其次，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幅度。基于统计局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可以合理地计算出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价格。从结果来看，2008年的水平要相当于2003年的3倍左右，大约日机会成本50-60元。同时，根据这个结果计算机会成本的年复合增长率，大体与统计局农调队所公布的增速数据相一致。
另一方面，美国二次定量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泛滥，原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迅猛上涨，使得国内输入性通胀压力陡增。中国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首席分析师陈克新表示，今年以来，包括谷物、大豆、橡胶、有色金属、铁矿石等价格均飙升，造成我国下游制造业成本攀升。由于我国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较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至少占到目前国内涨价因素的1/3。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认为，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和输入性通胀等因素都是我们逃不掉同时也无法控制的，只能积极设法应对减少冲击，不可能独善其身。
“超警戒线”几成定局应有容忍“时间窗口”
采访中多数专家认为，目前低物价时代已经过去，从历史上看，通货紧缩的年份也很少。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短时间内物价迅速回落的可能性不大，明年CPI高于3%的“警戒线”几成定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10月份C PI应该是阶段性高点，预计11月回落到4%左右，12月会回落到3%左右，今年全年C PI预计在3.2%左右，略高于年初设定的目标，但是2011年全年C PI都会在3.5%左右波动。主要是因为当前推高C PI的根本性因素短期内无法改变，比如以美国为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全球要素资源定价市场化等。
高善文分析认为，在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扬的背景下，未来通胀的中枢水平将系统性抬升，预估大约在4%左右；2011年上半年处在由食品价格超涨所产生的C PI超调周期，粗略估计2011年二季度C PI季度均值在4.5%的水平。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健甚至认为，由于食品价格上涨与输入性通胀每年会将C PI推高3个百分点，C PI涨幅明年将在5%-6%的水平。
鉴于C PI可能长期走高，专家建议提高通胀“容忍度”。王建认为，只要通胀没有伤害到增长，就需要容忍。尽管容忍通胀公众可能要付出代价，但如果为防通胀而损伤增长则问题更大，但政府要通过转移支付来补贴中低收入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在报告中建议，政府对价格控制的目标不宜定得太低，可考虑上调至4%左右，以此为推动资源价格改革创造宽松环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张承惠也建议，在控制货币超发和回收流动性的同时，可在一段时间内容忍稍高的通胀率，但要选好时间窗口，并做好相应的补贴等配套措施。
第二，针对我国经济转型期特点，探索测算适中的通胀目标。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在2010年三季度宏观形势分析座谈会上提出，通胀有两条警戒线：一是通胀率达到增长率的一半左右，这时要适度调整；二是通胀率接近增长率时应采取紧缩政策。鉴于经济增长率不同，国际上将3%的通胀率作为警戒线不适用我国，我国应探索设立适合国情的通胀目标，并确定相应的调控措施。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建议，我国可针对经济转型期特点，以5年为周期设定通胀目标，不宜太短期，并根据经济增速，测算适中的通胀目标。他举例说，日本在上世纪中后期，十年的平均CPI增速是5.5%。我国属于新兴市场，C P I控制目标应该比美国高，才符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速、收入增长和资产回报率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