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提醒：警惕“政策走样”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现强指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在取得不断进步的同时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六重六轻”上：即重行政问责，轻法律问责；重执行问责，轻决策问责；重内部问责，轻外部问责；重事故问责，轻日常问责；重应对问责，轻预防问责；重形式问责，轻结果问责。
由于信息不完全公开，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原因、理由和程序，公众均一无所知。“隆重”被问责，“静默”重新上岗，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导致群众大惑不解。
“问责一定要追到连带责任人，这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林喆提出，对于选用干部应该领导班子集体讨论，不能仅仅是一把手说了算，对长期以来没有提反对意见的班子其他成员也要进行问责。
林喆认为，腐败者最怕公示，在公示时设置举报箱在旁边，把一切放在阳光下运作。
“官员复出要经过人大讨论和说明，而不能仅仅是‘上面打招呼’就重新上岗。至于谁提议其复出，也要一并进行公示。”林喆认为，犯了错误的官员要重新上岗需要先取得民众的谅解。可以有一个仪式，在这个仪式上进行诚恳的道歉和检讨。
如何看待官员“问责与复出”？
在这个“民意喷涌”的网络时代，对于“问题官员”的“问责与复出”往往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怎样在公正合理的前提下对出现问题的官员干部进行适当的惩戒，又该如何重新启用有能力有才华的公务员？“合情”与“合理”兼顾的标准需要我们仔细斟酌。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表示，问责官员的复出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依法。若复出规范化得以实现，那么，严格依照规则办理问责官员复出事宜是第一要义。否则，规范化就毫无价值可言。因此，也就需要对违法复出现象予以查究和追责；
二是理性。问责官员的复出与否，需视其一贯的品德和才能表现、在问责事件中的过错程度、对新岗位的胜任能力等情形而定。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是制度理性的体现；
三是透明。问责官员复出的整个过程和重要环节皆应公之于众，主动接受人民的监督，以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取代躲躲藏藏、偷偷摸摸，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猜忌；
四是参与。对于问责官员是否适宜复出的问题，在政府主导制之下，应吸纳公众参与、民主评议，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理性清晰地认识官员问责机制、公开透明地贯彻执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理念，践行“执政为民”的根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