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搞清楚一个概念。所谓发达国家粮食依赖进口，究竟是“市场依赖”，还是“生存依赖”？举个例子。在17世纪，世界最先进的国家是荷兰，其粮食供应严重依赖进口。但荷兰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富到连农民也拥有油画、股票和债券的地步；况且人口密集、地域狭小，选择粮食进口是市场的逻辑。但是，这种对进口的依赖实际上是“市场依赖”。也就是说，如果切断进口，荷兰人不至于没有饭吃。只是在特定的国际市场环境下，他们从事工商业比从事农业更有效益，因而把农业“外包”了。当19世纪世界金融中心转移到伦敦，英国成为粮食进口国时，荷兰居然从粮食进口国变成了粮食出口国。可见其农业生产的弹性。19世纪英国的国际粮食供应如果突然被切断，照样可以启动自己的农业生产而达到自给自足，只是经济效益比融入国际贸易体系要差一些而已。
日本何尝不是如此？日本的农业是最受政府保护的部门之一，这种保护之优厚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乃至不断引起国际贸易纠纷。日本粮食靠进口，不是因为生产不出供应本国人口的粮食，而是国产的粮食太贵。日本农民经常是一家几辆车，住着独居的“豪宅”。这样的贵族农民产出来的粮食谁吃得起？但我们应该看到，比中国人口密度还高的日本，城市用地效率非常高，乃至留下了大量耕地和自然野生地。日本人落户北海道甚至可以免费得到一块政府赠送的土地。这也是“市场依赖”型的粮食进口，和一旦没有进口自己就种不出足够粮食的“生存依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全球化的时代，粮食生产不应该脱离国际市场。但是，增加在粮食供应上的市场弹性，和政府对耕地的保护并不矛盾。比如，面对粮食供过于求的局面，政府正好可以把保护耕地的政策转化为保护环境的政策，按亩数支付给农民一笔固定的“免耕钱”，让其将耕地抛荒为野生地(这也是美国环保政策的重要部分)。当国际市场的粮价大跌时，中国可以低价进口粮食。当粮食供应紧张、粮价上涨时，在这些野生地上生产粮食的经济效益就会超过政府所支付的“免耕钱”，市场杠杆就会自动让农民将这些地重新开垦。这样，中国的粮食生产才可能随着市场供需的浮动而自由伸缩。
有人认为中国耕地有可能大幅度萎缩。中国的粮食生产只能随着需要的减少而减小，很难随着需要的增加而提高。但市场怎么可能只进行单向浮动呢？从世界史上看，一国越是降低在粮食进口上的“生存依赖”(即有应对不时之需的备用农地)，就越是有信心增加在粮食进口上的“市场依赖”。更重要的是，靠进口来保障粮食供应的安全，必须建立某种世界性或者区域性霸权。从美国的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建立这样的霸权成本非常高，超出了目前中国的能力范围。在经济刚刚崛起之时，最忌讳的就是对国力的泡沫式期待，更不能以这种泡沫式期待为基础而制定公共政策。最近10年的大部分时间，世界粮食的供给都赶不上需求的增长，2008年在世界粮食危机的高峰期，几大产粮国已经宣布禁止粮食出口，有些国家因为缺粮而发生了骚乱。而这还都在中国基本不需要在国际市场上购入粮食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这一节骨眼上耕地大幅度萎缩、要依赖国际市场来解决问题，那么粮食虽然还是可以买得到的，但那可能几乎是黑市价格，还不如自己种合算。
作者简介：薛涌，旅美学者，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著有《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怎样做大国》等书。
脆弱供应体系给农产品价格火上浇油
□窦含章
中国是一个耕地严重不足的国家。根据2005年数据，中国耕地总面积约为18.31亿亩，人均耕地只有1.4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以这样的耕地面积养活13亿人口，难度极大。因此，中国高度重视耕地保护，不仅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还定期制定发布保护耕地的各种纲要、条例、通知、规划、指标，并明确提出在2020年前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国策。
从理论和统计数据方面看，中国守住这条红线的可能性很大，但在现实生活中，18亿亩红线能否守住，却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据国土资源部数据，2005年至2008年，中国耕地净减少面积分别为542.4万亩、460.2万亩、61.01万亩、29万亩，耕地面积减少速度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如果保持这一势头，中国在2020年前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问题不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单纯在数字上守住18亿亩红线，并不能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高枕无忧。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新增耕地质量差，可持续性差。近年来，耕地面积减少速度急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推行“占补平衡”制度。要占用耕地，就必须开垦同等数量的新耕地，否则就要交纳开垦费，由国家出资进行土地整理、开荒，开垦新耕地补充被占耕地。近几年，全国每年新增耕地都在300万亩以上，这在数字上有效地补充了耕地面积，是中国能够守住18亿亩红线的关键所在。但是，在土地整理、开荒过程中，由于自然条件约束、人力不足和监管不到位，出现了大量不规范行为，许多用于整理土地的资金在灰色交易中流失，导致新增耕地质量往往较被占用耕地有很大差距。此外，中国可供耕种的土地面积有限，且尚未开垦的可耕地大多自然条件较差，因此，要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大量开垦新耕地，可持续性较差。
二是弄虚作假严重。近几年，尽管国土部门采用了卫星执法等高科技手段，但在房地产利益的巨大诱惑下，各地政府、村委会、企业包括个人，都想尽一切歪门邪道占用耕地，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演绎得淋漓尽致。比如，有些地方以特色农业的名义，在耕地上盖起举架5米多高的大棚，然后把大棚当成房地产项目出售，谁买了大棚，就可以在大棚里面盖带花园的豪宅；有些地方则“以租代征”，将耕地从农民手中租过来，盖起医院或学校，然后将医院学校原来的地皮当作房地产项目开发出售，今后即使被发现，执法部门也不会把医院学校这类公益性建筑拆除，这就相当于把生米做成熟饭。花样百出的弄虚作假行为，不仅使大量良田被非法占用，还给统计数据掺了大量水分。
三是软执法难以约束吓阻强大的利益冲动。对一些地方政府、开发商和一些村集体来说，干房地产来钱太快，诱惑太大，即使违法，被严惩的概率又非常之低，以至于国家法令根本吓不倒、约束不了他们。据权威部门数据，2009年全国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4.2万件，共118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共查处违法用地行为3.5万件，共16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面对如此低的处罚率和巨额金钱的诱惑，难怪敢于铤而走险的人如过江之鲫。
现在中国农产品供应体系变得越来越脆弱。今年的农产品价格集体暴涨就是这种脆弱性由量变到质变的一种爆发。
